方毅的一生既充满艰难曲折，又非常丰富多彩。郭秘书曾经建议方老，让他把经历过的生动感人的故事记录下来，以备后人撰写他的传记时使用。方毅听后，微微一笑，说：“都已经过去了，没有什么好写的。我以后也不写传记。”

方毅去世后，有关部门组织编写了《方毅传》。由于没有方老本人口述的第一手资料，只能根据一些友人、同事的讲述进行整理编写。有一次，秘书看到了这本官方出版的《方毅传》，感到非常遗憾。

方毅原名“方清吉”。1930年，年仅14岁的方毅参加了共青团，次年，转为了共产党员。在极端困难的条件下，方毅在厦门及闽南地区，进行了4年艰苦的地下和武装斗争。

1934年，18岁的方毅赴上海接受党的工作任务时，不幸被捕。为了对抗敌人的审讯，他谎报姓名为“方静吉”。在狱中，方毅受到了严刑拷打，几度晕厥却始终不吐半字革命秘密，最后被判了8年的刑期。

在被党营救出狱前的3年岁月里，方毅的脚镣从3斤增加到了12斤。但他依旧铁骨铮铮，团结难友开展狱中斗争，并自学起英语，甚至把两大卷英文原版《资本论》翻译成了中文。

走出监狱大门的那一刻，他改了名字，以此勉励自己要做一个“骨头硬”的共产党人。

之后，方毅奉命去湖北工作。1938年，日寇即将进犯鄂东。当时湖北省委的一部分人主张向鄂西转移，一部分人主张留在敌人后方，展开独立游击战争。方毅力排众议，坚决要打游击战。

当时，方毅带领干部，组织农民把溃散的国民党军的枪支收集起来，组成了一千多人的“鄂东游击大队”，打响了黄冈敌后抗日的第一枪。不久，蒋介石向王明抗议，说鄂东未得到批准，擅自招兵买马，拉队伍，扰乱地方治安。

王明为了讨好蒋介石，直接宣布撤了方毅特委书记的职务，调他去了皖东。方毅把这支队伍就交给了接任的张体学。值得一提的是，这支队伍后来发展成为新四军五师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

1943年，方毅和夫人殷森的第一个孩子出生了。当时，日寇不断地往我党政军机关的驻地派重兵，这个孩子生下来6天的时候，就被乡妇抗会主任给抱走了。2年后，夫妻俩的第二个孩子出生了，在出生50多天后，被送到了靠近敌占区的涧溪镇的一个地方干部家里。

尽管夫妻俩都很舍不得孩子，但是为了革命事业，他们别无选择。

1945年，日寇投降以后，成立了苏皖边区政府，方毅任边区政府副主席兼财政厅长。次年，国民党军队向边区进攻，苏皖边区政府被迫北迁，转移到山东。

1948年我军攻克济南，方毅任山东省政府副主席兼财政厅厅长。建国之初，全国革命形势发展很快，几年里，因工作需要，方毅的领导岗位变动较为频繁。一直到1954年秋，他奉中央之命去越南担任总顾问。

在越南，方毅看到用古汉语写的越南史书，回国后竟能如数家珍般地向毛主席介绍古代中越关系。2年后，成立中国驻越南经济代表处，方毅任代表。负责对外经济联络工作时，在周总理主持的大会上，方毅能准确答出当时尚未与我国建交的中美洲国家的一个港口的货物吞吐量。

与方毅接触的好多人都说，方老的见识广博，记事准确，是个名副其实的“有心人”。

1977年1月，方毅从对外经济联络部部长，调到中国科学院任副院长。当时的院长是由郭沫若兼任的。

刚到中科院时，方毅的唯一秘书小郭，每天要处理上百封的群众来信，还要接待10多位上访的科技人员。此外，来信所反映的重要问题，郭秘书还需梳理好，送方老亲自审阅。这样一来，小郭的工作量就太大了，有时侯不免会发发牢骚。

方毅见状，从其他部门抽调了一批素质好的同志加入到信访处工作。他很重视群众反映的问题，为此，他与小郭说：“我们拿着人民的俸禄，就要为人民办事。信访工作是联系群众的一个重要渠道，要满腔热情地接待每一个上访人员，帮助他们解决实际困难。”

此后，小郭在处理信访问题时，不再消极对待了。在秘书眼里，方毅除了对群众问题上心，还特别重视院里科学家们的生活情况。

有一天，郭秘书接到了院里“917”大楼一位科技人员的电话。在电话中，这位科技人员怒气冲冲地吼道：“现在零下十几度的气温，我们917大楼没有暖气，水管冻裂，污水乱流，院领导能不能管一管？”说罢，对方“啪”地一声挂掉了电话。

郭秘书立即向方毅汇报了这一情况。当方毅了解到“917”大楼有几个研究所的数千名科技人员与家属在那里工作、生活后，非常着急。方毅说：“这么冷的天，没有暖气，科技人员怎么工作和生活？老人和娃娃们怎么受得了？科研仪器冻坏了怎么办？”

方毅赶紧让郭秘书去请当时主管行政后勤工作的刘华清副秘书长商量，尽快解决这一问题。

当时，中科院机关大院没有食堂，也没有礼堂。吃饭的时候，大家要到离机关很远的宿舍楼就餐，就连钱三强副院长这样的大科学家也不例外。而开会时，中科院要借国家计委、财政部的礼堂。

为了解决这一问题，方毅亲自召开会议，一次又一次地审阅设计图纸，他还请了杨成武副总参谋长批示。不久，从唐山调来了一批基建工程兵，很快在机关大院建起了一座多功能的礼堂，上层可以开会，下层可以当餐厅。据说，这座礼堂直到现在仍在使用。

事后，方毅对身边人说：“我们这些人就是要给科技人员做好后勤保障工作。在我们科学院，没有当官的，我们的‘官’都是科学家的小学生。”

书法、读书、围棋，是方毅业余的“三大喜好”。其中，“书法”排在第一位。方毅的书法具有很高的艺术价值、收藏价值，中国书协曾聘请他担任名誉主席，因而很多人都想得到方老的题字。

有一次，漳州宾馆的一位厨师，为方老服务之后，想求一方墨宝。而工作人员担心方老劳累过度，便婉言拒绝了。方毅得知后，批评了工作人员：“我们对同志，特别是普通老百姓要一视同仁。”

说罢，方毅便亲自书写了“明白”二字，勉励厨师“明明白白做人，实实在在做事。”这一度在当地传为佳话。

方毅平时吃饭很简单，在家里总是两菜一汤。20世纪60年代初，国家经济困难时期，方毅与大家一样，节衣缩食，家里没有肉蛋，粮食定量供应。孩子们吃不饱，他就亲自管家，量米做饭，首先保证孩子们吃饱。

穿衣方面，方毅更是朴素。他一辈子就做了两套中山装，轮换着穿。出国时，从不用公款制装。他常对身边人说：“周总理出国从来不要制装费，周总理别的我可能学不了，这一条我能学到。”

1997年10月17日，方毅副总理去世了。去世之前，方毅没有写回忆录，秘书觉得十分遗憾，许多生动感人的故事，都被历史尘封了。

参考资料：《忆方毅同志二三事》、《深切怀念方毅同志》、《在方毅身边做秘书的往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