90多年前，瑞典学者安特生在北京周口店，发现了古人类化石。随后，在美国洛克菲勒基金会的赞助下，中国地质调查所展开大规模发掘，硕果累累。遗憾的是，在战争中，化石丢失了，至今也没找到。再过2年，将是这个伟大发现100周年的日子（1926-2026年），为了让更多人了解这个故事，我驾车按历史顺序，把化石的发现与丢失，完整地走了一遍，写出游记2篇，您现在看到的是第2篇，内容是化石丢失。
上篇游记说到，在美国洛克菲勒基金会的慷慨捐助下，中外学者共同努力，不仅发现了众多古人类化石，同时将人类起源的研究，推上全新高度。
本篇游记将为您讲述，战争爆发前夕，我国委托美国，打算把北京人化石运往纽约。然而，就在化石离开协和医学院，来到美国海军陆战队兵营后，珍珠港事件突然爆发，兵营里的美军，瞬间成为俘虏，珍贵的北京人化石，由于兵荒马乱，从此下落不明。
第一程：化石在协和装箱。
1935年前往法国深造的裴文中，在巴黎获得博士学位后，于1937年11月回国。当时，地质调查所已经离开北京（那会儿叫北平），搬到首都南京去了，由于新生代研究室还在协和，所里派裴文中前往北京，负责管理研究室。
进入1941年，美国与日本的关系日趋紧张，已经从学者变为政府官员的老所长翁文灏，与协和医学院校长胡恒德，针对北京人化石，做了3个设想：1，在北京就地隐藏；2，转移到战时首都重庆；3，运往美国，委托纽约自然历史博物馆临时代管。
以当时的情况看，第3种方案最为可行，但又违背中美签订的协议：周口店化石属于中国，不得出境。
所以，这事儿悬而未决，拖了下来。
到了3月份，美国驻华使馆敦促侨民撤离，洛克菲勒基金会劝说魏敦瑞加入美国籍，前往纽约继续搞研究。魏敦瑞接受了这个建议，于4月份离京赴美。临走前，他请助手胡承志复制北京人头盖骨。胡承志陆续做了3套，前两套顺利寄往纽约，第3套寄出时，美日开战，邮路中断，便一直搁在邮局，战后又回到新生代研究室。
重庆方面，在翁文灏的敦促下，蒋介石于1941年秋天召集会议，会议决定将周口店化石运往美国。翁文灏随即通知了裴文中。裴文中11月接到命令，跑到领事馆接洽，才知道光有这个命令不行，必须走一遍流程，包括中国政府先与美国驻华大使签约，驻华大使再将此事下达给驻北京的领事馆，领事馆又把这活儿交给海军陆战队具体实施，并通知协和医学院校长胡恒德。
12月初，胡承志接到协和医学院总务长博文、委托秘书息式白转达的指令，要求他将北京人化石装箱。
但是，《寻找北京人》作者李鸣生在1999年采访胡承志时，胡先生回忆装箱时间大致在11月中旬，与其它人回忆的12月初，有所不符。
该图源自李鸣生、岳南先生合著的《寻找北京人》
装箱的北京人化石，包括4个北京人头盖骨，1个北京人头骨，3个山顶洞人头骨，以及北京人与山顶洞人的头骨碎片、牙齿、下颌骨、上颌骨、腕骨、鼻骨、锁骨、肩胛骨、脊椎骨、膝盖骨，等等。分为两个木箱，大一点儿木箱长1.3米，小一点的木箱长1.2米，俩箱子都是70厘米宽、30厘米高。
装好后，胡承志将2个箱子交到博文办公室。之后，他听说箱子送到F楼。
据我查到的资料，协和医院大门南侧是F楼，是行政楼和住院医师宿舍；F楼的南侧是E楼，是特病病房楼。
在此次寻访中，当我来到F楼、现在的6号楼时，看到楼里的牌子说，它是昔日的E楼，用作特病病房。按理说，协和里的牌子应该更准确，我查到的资料也许有误。如果有熟悉协和历史的人看到本文，诚望赐教。
据说，F楼的地下室有保险库，用于保存“协和三宝”之一的病案，保险库的建筑与管理措施，均很严密。如此说来，博文将装箱之后的北京人化石，存放在这儿，也许可信。但据说只放了一个晚上，第二天就被送走了。
为什么是一连串的“据说”呢？因为，胡承志也许是最后一个见到北京人化石的中国人，从这儿以后，就再也没有关于北京人化石的明确行踪了。
第二程：从协和到东交民巷。
据说，北京人化石在保险库搁了一宿之后，先是被运到美国领事馆，然后又送到美国海军陆战队军营。对此，《寻找北京人》作者李鸣生先生通过反复查找，最终确认北京人化石是从协和医学院，直接送往军营的，并没途经领事馆——领事馆位于东交民巷，以前是美国公使馆。
东交民巷自清朝后期开始，逐渐变成使馆区。从西往东，路南分别是美国、荷兰、德国和比利时的公使馆，路北是俄国和法国的公使馆。东交民巷以北，还有英国、日本、意大利和奥匈帝国的公使馆。在它们当中，美国公使馆保存较为完整，下图是公使馆里的主楼。
1928年，首都迁往南京，北京改名北平，东交民巷里的公使馆，由此变成领事馆。因为无论公使馆还是大使馆，都设在首都，其它城市只能是总领馆或领事馆。顺便说一句，1935年，美国将中美外交从公使级，提升至大使级，驻华公使詹森，成为第一任驻华大使。早在1925年，我国提出废除不平等条约时，他就主张重新签约，放弃治外法权。不过，真正废除不平等条约，是1943年的事儿，那时的詹森已是驻澳洲大使了。
北京人化石虽然没有进入领事馆，但实际上，领事馆与兵营，是左右邻居的关系，俩院紧挨着。
与领事馆的建筑至今保存完整不同，兵营所在的地方，早就彻底变了。下图是我在东交民巷西段所拍，镜头所对方向，应该就是昔日的兵营大门。
兵营西侧面对今天的广城东侧路和历史上的棋盘街，北侧是东交民巷，南侧是当年的北京城墙——城墙拆除以后，变成前门东大街。
第三程：从北京到秦皇岛。
当时，兵营里驻扎着120名军人，最高指挥官是哈斯特上校，他在得到转运北京人化石的命令后，据说，首先于12月4日，派了2名士兵，驾车到协和医学院，将两箱化石取来。次日，还是由那两位士兵负责，来到兵营南侧的前门车站，乘坐火车，将化石送往秦皇岛。
前门车站的正式名称叫京奉铁路正阳门东车站，1906年开业，运营到1959年北京站落成，便退役了，如今属于中国铁道博物馆的一部分，免费开放。
下图是我在博物馆里看到的一张照片——当时车站有3个站台，2个大棚，站台北边是城墙。
京奉铁路的源头，是1881年建成通车的唐胥铁路——唐山至胥各庄，是我国自建的第一条标准轨运货铁路，属于洋务运动的成果之一。这条铁路后来往东延伸到山海关，往西延伸到天津，称为津榆铁路。修建时，外籍工程师发现沿途有一段海滨特棒，大家便跑去建别墅，因而形成北戴河避暑胜地。
再往后，津榆铁路的东边儿延伸到沈阳，西边儿延伸到北京，从此更名京奉铁路。
根据《辛丑条约》，列强派兵沿着这条铁路，驻扎在北京与山海关之间。其中美国海军陆战队，在卢沟桥七七事变爆发前，分散在北京、天津和秦皇岛3个地方。而七七事变当中的日军，之所以出现在北京丰台区，也是源于《辛丑条约》，那支部队叫中国驻屯军，司令部在天津海光寺。
按照历史足迹，我驾车从前门车站出发，前往秦皇岛港。如今最近的公路，是京哈高速，全程296公里，过路费114元。
从前门到秦皇岛港，包括两边的市区部分，全程共3个半小时。在高速公路上，把自适应巡航设为130公里，腿脚放松，听着小曲儿，挺舒服——说到这儿，插一句：这几年注重驾驶辅助的人越来越多，有人将其视为电动车的专利，认为这是电动车胜过燃油车的地方。可实际上，早在2015年，我驾驶昂科威长途旅行时，就体验到驾驶辅助的好处：第一是靠巡航定速自动掌控车速，第二是靠车道保持将车固定在本车道里。
事实上，对于自驾游来说，燃油车的优势，是电动车无论如何也赶不上的。我以130公里的时速，在高速公路跑了2个多小时，抵达秦皇岛收费站，仪表显示油耗5.9升。
如果电动车也按这个速度开，恐怕跑不了多远就得进服务区充电——据一位电动车主人说，今年4月他从朝阳门到阿那亚，全程7小时4分钟，如此之慢，一是因为中途充电近1小时，二是根本不敢把时速开到120公里。
下高速后，从北往南越过市区，来到车站路，当年京奉铁路的秦皇岛车站，就在这条路上。20世纪80年代更名秦皇岛南站，后来因为取消客运，站房建筑随之消失。
刚才说到，12月5日，在2位士兵的押运下，北京人化石乘火车，从北京来到秦皇岛。但在相关资料里，没有指明那趟火车是到秦皇岛站，还是直接开到秦皇岛港。
秦皇岛港在秦皇岛站的东南方向，相距大概4公里，有铁路相连。
秦皇岛港是1898年出现的，由洋务运动中诞生的大型采煤企业——开平矿务局投资兴建，为的是把煤装船往外运。上图中的铁路，当时就有，在下图里能够清晰地看到。
如今，秦皇岛港的历史部分，已经辟为景区，免费开放。在这儿能看到具有百多年历史的大码头和小码头。
按照计划，北京人化石运到秦皇岛港，就应该在儿装船，途经菲律宾，前往美国。
这是因为，1940年9月，轴心国成立，德国、意大利和日本，开始与世界为敌。1941年，日本入侵印度支那。作为对侵略的惩处，美国7月冻结日本资产，8月宣布石油禁运。到了10月，东条英机上台，立即筹划对美宣战。
面对危局，美国派船前往中国，其中的“哈里逊总统”号，于11月28日，将驻扎在上海的145名美军送往菲律宾，然后再奔秦皇岛，计划12月10日前后抵达，将北京、天津和秦皇岛的两百多美军，同样送到菲律宾，做军事集结。
在天津军营里的军医弗利，接到来自北京的哈斯特上校的命令，要求他携带北京人化石，途经菲律宾回国，送到纽约自然历史博物馆。
在《寻找北京人》书中，关于北京人化石到秦皇岛的这一段，有3个版本。
版本之一：两位士兵押运化石，于12月5日来到秦皇岛后，将装有化石的箱子，搁在港内的瑞士仓库，然后在附近的美军兵营过夜，第二天乘火车回京。
版本之二：12月5日，北京人化石与其它军用物资，装进海军陆战队专列，运往秦皇岛。3天后，该专列在秦皇岛被日军扣押。
版本之三：军医弗利接到命令后，打电话通知秦皇岛兵营里的属下，接收来自北京的化石。属下收到后，将化石放在自己的房间里。
我不知道哪个版本更接近事实，但所有人都知道，檀香山时间12月7日清晨，日军偷袭珍珠港，太平洋战争爆发。当夏威夷挨炸时，北京是12月8日的后半夜，日军迅速出动，在北京、天津、秦皇岛的美军，还没睡醒，就成了俘虏，在随后4年的战争中，他们一直被关在战俘营里。
而那艘原本应该前来接应的“哈里逊总统”号，最终没能抵达秦皇岛港。有人说它途经长江口附近时，被日军击沉了，也有人说它触礁沉了，还有人说它在菲律宾时，就被日军扣住了。
秦皇岛的美军兵营，据说叫霍尔库姆兵营。通过查询，得知兵营所在地，是今天的秦皇岛海港区友谊路11号，前些年，这里是河北省食品进出口集团公司秦皇岛分公司。当我来到现场，路边只有一些小店，旁边是一家好像已经停业的汽车销售商。
再往里，是一片空地，除了几棵树和大片的杂草，什么也没有。据说早几年，这里曾有过停车场和对外出租的仓库。
关于霍尔库姆兵营，10多年曾有传言：当年在这儿服役过的一位美国兵，见过北京人化石，而且据他说，化石最终就埋在营地里。
这是我在网上看到的一张老照片，据说是昔日的霍尔库姆兵营。作者与拍摄时间，均不知。
根据军医弗利讲述，12月8日，秦皇岛的美军成为俘虏后，送往天津，兵营里的私人行李，在几天以后，也从秦皇岛运到天津。这里面，就包括北京人化石——为了方便，装有化石的箱子上，写着军医弗利的名字。或许，被日军误以为那是军医的私人行李。
但据说，此时已经不是胡承志装的那俩木箱子了，而是4个军用提箱。也就是说，化石途径北京兵营时，可能更换了包装——估计是为了外观上的统一，便于运输，又不扎眼。
第四程：从秦皇岛到天津。
按照历史顺序，我离开秦皇岛港，前往天津。这段路也是高速公路，但只有两条车道，货车特别多，超车不易，全程272公里，过路费89元。
天津在历史上叫直沽寨，明朝才开始筑城，升至天津卫，清末成为直隶总督的驻地。在近代史上，天津因为有海港，成为与世界连接的窗口，发展很快，尤其洋务运动时期，在军事、铁路、通讯、邮政、矿业、教育、司法等领域，创造了许多中国第一，繁华程度与发达程度，与上海不相上下。
与上海相同的是，在天津市区里，较为完整地保存着许多历史建筑，最出名的是五大道，被誉为“万国建筑博物馆”，光名人故居就有200多处。
在五大道区域东侧的边缘处，广东路上，有个院落，是天津医科大学的东院。这里曾为德国所属，一战后，改为美军的兵营。
据军医弗利讲述，日本偷袭珍珠港那天，天津兵营跟北京兵营、秦皇岛兵营一样，都被日军包围，并缴了械。也许因为军医的身份，一周后，弗利被允许回家，就在此时，他收到从秦皇岛送来的行李，其中包括装着北京人化石的那4个军用提箱。考虑到自身难保，他把其中2个提箱分别交给百利洋行和巴斯德研究所，另2个提箱交给两位中国友人，委托他们代为保管。
没过几天，弗利再次被日军逮捕，直至战争结束才获释。
弗利所说的这些内容，在1971年传到国内，当时的天津市委书记让公安局立案调查，很快，百利洋行、巴斯德研究所和那两位中国人，都找到了，但没找到化石。
上篇游记里提到的魏敦瑞，1948年临终前，先是给美国内政部写信，要求再次调查北京人化石，然后又留下遗嘱，希望当年在北京协和医学院的同事夏皮罗继续寻找北京人化石。夏皮罗早年曾在北京协和医学院任职，后来成为纽约自然历史博物馆古人类学部主任。他恪守了魏敦瑞的遗嘱，在以后的几十年间，四处打探，始终留意相关线索。
到了1980年，一位当年驻扎天津的海军陆战队队员告诉夏皮罗，北京人化石被藏在兵营6号楼地下室的木地板下面。夏皮罗激动万分，立即与中科院联系，并于当年9月自费来到中国，直奔天津。遗憾的是，校园中的历史建筑，只剩下1、7、8号楼，7号楼旁边的6号楼，在1976年唐山地震中倒塌，废墟清理后，变为操场。
李鸣生为撰写《寻找北京人》一书，曾经采访夏皮罗的学生施沃茨，据施沃茨讲述：夏皮罗从中国回来后，似乎始终被一种忧郁的情绪所笼罩，9年后，这位古人类学博士去世了。
不光是美国人在努力寻找，早在战争期间，日本人就曾经很努力地寻找过。日军刚刚占领协和医学院时，东京帝国大学教授长谷部言人和地质系助教高井冬二，盘问过许多与化石有关的人，折腾了几乎1年，无果而返。
随后，日本又派出一个叫锭者繁晴的侦探，他不仅仔细盘问了每一个当事人，还把北京、秦皇岛和天津都跑了一遍，最终也没能找到。但有人认为，自从锭者繁晴调查之后，日方就再也没有追查过，那是因为他们找到了。
1945年春天，日本的阿波丸号被美军击沉。1972年尼克松访华时，将沉船地点告诉我国。打捞后，发现船上有伪满洲国内阁总理大臣郑孝胥的遗物——这东西原本应该在东北，怎么跑来新加坡到日本的船上了？据此，有人猜测，北京人化石，也有可能在这条船上。
日本投降后，美国曾派出一位调查官，对北京人化石进行了调查。调查期间，他在日本宪兵队得到一张线索图，图的左侧，列出11个怀疑对象，左下方的圈里，还有3个怀疑对象；图的右侧，是化石移动过程，先从协和到兵营，兵营之后有6个可能的去处，分别为某兵器所、丰台、秦皇岛车站、从某仓库到巴斯德研究所、直接到巴斯德研究所、赫利孔山（字迹模糊，看不清）。
1996年，一个曾在协和医学院驻扎过的日军军医，临终时告诉友人，日本情报部门从美国兵营查获北京人化石后，运回协和，由他保管。到了1945年，他接到转移命令，但时局变化太快，来不及安全撤退，便连夜将其埋在日坛公园里，并在旁边的松树上砍下一块树皮，作为记号。
消息传到中国，虽然听上去不太可信，但人们发现，日坛东棂星门外北侧，还真有一棵受伤的松树。紧接着，中科院用仪器探测，居然发现地下存在异常体。于是，中科院与日坛公园协商，在1996年6月3日进行发掘。可惜，往下挖了2米多，什么也发现。专家判断，之前的物探异常，可能是土壤里的钙质结核层引起。
写在最后：启蒙不可缺失。
就这样，我用了6天时间，如同1943年的日本侦探和1946年的美军调查官，把北京、秦皇岛和天津，挨个走了一遍。这段故事的结局，几十年来没有任何变化，始终都是一个令人非常遗憾的事儿——北京人化石在战争中丢失了。
1985年，有个《世界奇案的最后线索》的电影，情节虽然夸张，倒也唤起人们对北京人化石的关注。
我和我的同伴们，一致认为北京人化石最有可能在日本，被某人收藏起来。其次是秦皇岛或天津，比如埋在兵营里，或因忽视、混乱而丢弃。
那么，与“北京人”有关的人们，最终如何呢？
我在第一篇游记里谈到，外国学者当中，只有葛利普和步达生是在北京去世的，葛利普的墓在北京，步达生葬在自己的家乡。
再看看中国学者。
中国地质事业创始人之一、地质调查所首任所长丁文江，因意外，1936年在长沙去世，葬于长沙岳麓山。
中国地质事业创始人之一、地质调查所第二任所长翁文灏，自30年代起从政，最高做到行政院长，虽为高官，但始终保持书生本色，与同期一些真正的官僚，有着巨大差异。抗战中，他将3个儿子送到军中，其中次子是飞行员，1944年对日作战时殉国。
1949年，翁文灏脱离政界，1951年返回，从1954年起成为政协委员。在历经尴尬、困惑等各种跌宕，尤其是1970年的丧子之痛以后，最终于1971年去世，享年82岁，葬在北京万安公墓。
地质调查所新生代研究室副主任杨钟健，1927年在德国获得博士学位，1929-1936年负责周口店考古，1948年任西北大学校长，1953年任中科院古脊椎动物研究室主任，1979年在北京去世，享年82岁，安葬于周口店龙骨山科学家纪念园，而且位居纪念园的C位。
杨钟健墓的右侧，是裴文中的墓。这位第一个发现北京人头盖骨的知名人物，1963年任中科院古人类研究室主任，1979年任北京自然博物馆馆长，1982年在北京去世，享年78岁。
正是因为亲手捧出了第一个头盖骨，裴文中对其有着深厚的情感。他与杨钟健在20世纪50年代，几次发表文章或接受采访，控诉美国无耻的偷盗行为。1980年，裴文中在日本讲学时，听到一些化石线索，便写信给美国洛克菲勒基金会，希望获得资助，让他能亲赴美国查访。基金会很快回信，表示愿意资助。可惜，单位与家人一起劝阻，未能成行。
据《寻访北京人》书中记录，裴文中在临终前，几乎是喊出了最后一句话：“死……不瞑目啊……”
根据临终遗愿，裴文中的忌日改为12月2日——发现第一个头盖骨的日子。
杨钟健墓的左侧，是贾兰坡的墓。这位在1936年连续发现3个北京人头盖骨的知名人物，1980年当选为中科院院士，1994年当选为美国国家科学院外籍院士，1995年当选为第三世界科学院院士。2001年去世，享年93岁。
贾兰坡在1998年，与14位院士联名写了一封寻找北京人的公开倡议信，在世纪之交掀起新一轮的寻找浪潮。
胡承志是在2018年去世的，享年101岁，他的墓在哪，我没能找到。
胡承志1931年来到新生代研究室，给步达生当助手时，才14岁。但他既好学又聪慧，1936年就独立制作出北京人头盖骨化石模型，与真品极为接近，几乎可以达到以假乱真的程度。正因如此，迁往纽约继续研究的魏敦瑞，所依靠的，就是这些模型。北京人化石丢失以后，模型更显珍贵。
1951年，胡承志转到地质博物馆工作，直至退休。虽然他既不是教授，也不是院士，可成果照样斐然，其中最为著名的，是胡氏贵州龙、元谋人和巨型山东龙。
距离安特生宣布发现北京人，已经98年了。当年参与周口店考古项目的所有中外学者，都已离去。
他们的成就，不光是学术上的辉煌，对于普通人来说，同时也是科学的启蒙。
百年前，因为缺乏启蒙，有人将西方技术视为奇技淫巧，认为火车会破坏风水、电线杆能带来灾祸、照张相就得缩短寿命。愚昧、盲目排外，再加上夜郎自大，把我国与世界的距离，越拉越大。
百年后，咱们已有翻天覆地的变化，但是，不能否认，启蒙依然任重道远，不可缺失。
上篇游记回顾：《寻访北京人故事之一：在慷慨中发现》
90多年前，应邀来华的瑞典学者安特生，在北京房山区周口店镇，发现了70万年前的人类化石，在北京大学任教的美国学者葛利普，将其命名为“北京人”。随后，在美国洛克菲勒基金会的无偿赞助下，中国地质调查所在周口店展开大规模挖掘，中国学者裴文中与贾兰坡，先后挖掘出4个较为完整的头盖骨，从而使“人类由猿进化”这一推断从此有了物证。遗憾的是，在第二次世界大战中，这批化石丢失了，至今尚未找到。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