汉魏间的曹操与其子曹丕、曹植被称为“三曹”，三曹在“工作”之余，有诸多休闲方式，如诗文创作、游宴、饮酒、滑稽娱乐、养生等，尝试从其休闲方式中探颐一二，力图探索曹氏父子饶有风味生活的另一面。

在风卷云舒的历史舞台上，三曹在复杂的政治军事斗争之外的闲暇之余，诗文述志是他们展现人生的最佳方式，《三国志·文帝纪》则记载曹丕：“帝好文学，以著述为务。”曹植在《与杨德祖书》中则说自己“少小好为文章，迄至于今二十有五年矣”。可见，诗文述志是曹氏父子潜意识自我娱乐的一部分。

但是由于身份和性情的不一，“志”对于三曹来说，侧重点是不同的。“志”对于曹操来说，更多表达的是济世之志；由于对生命和人生价值的思索，“志”对于曹丕来说是扬名，追求人生的不朽；“志”对于曹植来说，更多的是诉说人生种种际遇所带来的抒怀之作。

曹操在《步出厦门行》组诗篇末中常以“歌以咏志”，作为一个政治家，他的文学作品大多保留着汉代“诗言志”的痕迹，这个“志”更多的是指国家社会层面的济世之志。《三国志·武帝纪》说曹操“御军三十年，手不舍书，昼则讲武策，夜则思经传”。面对国家的混乱、面对民生的凋敝，面对人生的理想和抱负等诸多感受，曹操经常用文学来“歌以咏志”，如“白骨露于野，千里无鸡鸣”所呈现的乱世悲凉。

“日月之行，若出其中；星汉灿烂，若出其里”，“老骥伏枥、志在千里”的胸臆开阔、意气风发；“青青子衿，悠悠我心，但为君故，沉吟至今”对贤才的渴望；“对酒歌，太平时，吏不呼门。王者贤且明，宰相股肱皆忠良。咸礼让，民无所争讼。三年耕有九年储，仓谷满盈。斑白不负载”对国家太平，政治理想生动地描绘等，这些无不体现这个历史巨人情感的丰富性、复杂性。

汉末文人的《古诗十九首》已经开始思考人的生命和价值。建安二十二年，中原流行瘟疫，“徐、陈、应、刘一时俱逝”。从儒家的“三不朽”出发，曹丕首提“盖文章，经国之大业，不朽之盛事。年寿有时而尽，荣乐止乎其身，二者必至之常期，未若文章之无穷”，成为“文学的自觉时代”的理论先导。在此背景下，曹丕把文学创作视为达到生命不朽的一个有效手段，从理论上提高了文学的价值。

在实践上，曹丕在闲暇之余进行了大量的文学创作，他的《燕歌行》被认为是我国第一首成熟的文人七言诗，他的五言与乐府诗，如《于清河见挽船士新婚与妻别》、《秋胡行》等清婉动人。曹丕还下令刘劭、王象、桓范、韦诞、缪袭等编纂《皇览》，可惜早已失传。曹丕在《与与朝歌令吴质书》、《又与吴质书》中感受到诗文娱乐带给他“妙思六经，逍遥百氏”“忽然不知自乐”的欢乐。

对于文学创作，曹植曾经提出“辞赋小道”。正如鲁迅所说，曹植之所以敢说出这样的话，正是因为他擅长文学创作。

曹植不以文学为能事，但是在他人生的种种际遇中，文学几乎成为他倾诉情感的唯一方式，如“捐躯赴国难、视死忽如归”的报国之志，“利剑不在掌，结友何须多”中对朋友因为自己受到迫害的的无奈和悲愤，《洛神赋》中人神之间的若即若离表达了对君臣之间微妙复杂的关系，等等，无不令人唏嘘不已。

曹植的文学才华受到了其父曹操的青睐，其本质上的文人性格使他不谙于政治斗争，其卓荦的文学成就又赢得了“建安之杰”“才高八斗”诸多称誉，可以说，文学并不愧对于他。

《文心雕龙·明诗》中曾说：“暨建安之初，五言腾踊，文帝陈思，纵辔以骋节……并怜风月，狎池苑，述恩荣，叙酣宴。”这就是游宴的主要活动内容，呈现出的主要特色是娱乐。曹操在游宴中有时是不忘抱负，有时是政治炫耀；曹丕在游宴中更多的是享受人生的快乐；由于身份附庸的原因，曹植在其游宴活动中，更多的是附和之作，无大意义。

曹操戎马一生，周旋于复杂的政治军事斗争，很少有意识地组织游宴活动，在为数不多的游宴活动中有时是表达抒发人生苦闷和政治抱负，如“对酒当歌，人生几何？譬如朝露，去日苦多”；建安十五年，铜雀台建好后，曹操组织铜雀台游宴，则有炫耀的成份。

曹丕可以说是邺下文人游宴活动的实际领导者，他对吴质曾经回忆说：“每念昔日南皮之游，诚不可忘。既妙思六经，逍遥百氏，弹棋间设，终以六博，高弹娱心，哀筝顺耳，驰骛北场……同乘并载，以游后园。”，此类活动的主要内容是游戏、饮酒、赋诗、观舞等。因此这个时期出现了同题共作现象，如《斗鸡诗》《马脑勒赋序》《鹦鹉赋》等。

由于政治身份的原因，曹植在游宴中多是附和之作，如“翩翩我公子，技巧忽若神”，“公子敬爱客，终宴不知疲”，“皇家荣贵、寿考无疆”，“欣公子之高义兮，德芬芳其若兰”等。

曹氏父子一生与酒密不可分。通过曹氏父子与酒的关系，我们能很明显地感受到父子三人的智慧。曹操对酒可以说是操控自如，他饮酒、献酒、戒酒、劝酒，拿捏很有分寸；曹丕对酒认识清醒，甚至把酒运用到权术之中；曹植则“饮酒不节”，成为导致其人生悲剧的原因之一。

曹操常以酒解忧，如“何以解忧？惟有杜康”。曹操曾在《奏上九酝酒法》中提及酒的酿造之法，并借此向汉献帝献礼，全国名酒亳州“古井贡”由此而来。曹操劝酒非常霸道，体现其权威不容冒犯。据《三国志》记载，“太祖行酒，韦持大斧立后，刃径尺，太祖所至之前，韦辄举斧目之”。动乱之际，曹操深知粮食对国计民生尤为重要，为此他专门颁布戒酒令，作为文人的孔融不明其理，反对戒酒，以致被杀。

曹丕则对酒是理性把握。他认为“酒以成礼，过则败德”，甚至以酒玩权。据《魏氏春秋》记载，建安二十四年曹操命曹植带兵去解围曹仁，“植将行，太子饮焉，偪而醉之。王召植，植不能受王命，故王怒也”。

曹植可以说嗜酒如命，《三国志》记载，“植任性而行，不自雕励，饮酒不节”“我归宴平乐，美酒斗十钱”。曹植虽迎合父亲曹操的戒酒令写过《酒赋》，历数饮酒的危害，而实际上酒几乎成为他政治悲剧的催发剂。

建安二十二年，曹植因为饮酒私开金马门，因酒失宠；曹植因为好酒被曹丕利用耽误救曹仁之急，因酒误公；甚至在政治失宠后，别人诋毁他的罪名也是“醉酒悖慢，劫胁使者”，因酒获罪。在酒这方面，曹植可谓“以酒乱智”，远不如其父兄在政治上的成熟。

滑稽即调笑之意，司马贞《史记索隐》姚察云：“滑稽犹俳谐也……言谐语滑利，其知计疾出，故云滑稽。”两汉社会滑稽、俳优等娱乐活动盛行，司马迁在《史记》中专门设有《滑稽列传》，《汉书》记载汉武帝时“俳优侏儒之笑，不乏于前”。通，即为通脱，是很随便、随和的意思，曹氏父子在休闲之余展现出来的滑稽风范更能展现其平易近人的一面。

曹操于雄武豪迈形象之外，诙谐幽默，不拘礼节，常以滑稽示人。曹操通脱不羁之形象，跃然纸上。曹操在念及故交时，也常以戏谑情节展现友情。太尉桥玄对曹操有知遇之恩，曹操抓住通过“戏笑之言”这一特定情节，展现二人的真挚友谊。曹操通过嬉笑幽默展现性情、友情，真率自然，令人回味无穷。

曹丕虽被认为“矫情自饰”，但其性情也有通脱的一面。明代张溥曾评论曹丕“技能戏弄，不减若父”。曹丕在《典论·自叙》中曾说：“余与他戏弄之事少所喜。”戏弄，也即调笑的意思。当孙权送来关羽首级，企图嫁祸于曹魏时，这一雕虫小技被曹丕戏之为“孙权之妩媚，执书唔噱，不能离手”。曹丕以地位之尊，率领文武大臣学驴鸣于王粲墓前，可谓是魏晋风范的详尽体现。

曹植的通脱之气更多的是在才华展现过程中体现出来的。《三国志·魏书·王卫二刘傅传》裴松之注引《魏略》记载，曹植初次见邯郸淳，“延入坐，不先与谈。时天暑热，植常从取水自澡讫，傅粉。遂科头拍袒，胡舞五椎锻，跳丸击剑，诵徘优小说数千言讫。”其展现出来的才华，深深地将邯郸淳折服。

曹植的诙谐幽默还体现在他所写的带有一定寄寓意义的抒情小赋上，如《酒赋》《鹦鹉赋》《鹞雀赋》《神龟赋》等。其中《鹞雀赋》是曹植的自况自拟之作，“雀微贱，身体些小，肌肉瘠瘦，所得盖少。君欲相啖，实不足饱”等表现了他被迫害被压抑，生命维艰的困苦境地。这篇赋因其谐谑成趣的笔调被钱钟书先生称为“启后世小说调侃法门”。

在通脱上，曹操体现的是真率，曹丕体现的是风范，曹植体现的是才华。

在养生观上，曹氏父子推崇的是自然之真。曹操在《让县自明本志令》中曾提到“存亡有命”“性不信天命之事”，在《掩获宋金生表》中下令把装神弄鬼的宋金生绳之以法，《典论·论郤俭等事》文指出坊间养生术的荒谬之处。曹植在《辨道论》中认为“夫神仙之书”是“虚妄甚矣哉”。然而曹氏父子并不否认身心保养对养生的重要性，他们认为，“盈缩之期，不但在天。

养怡之福，可得永年”，“然人形性，同于庶类。劳则早毙，逸则晚死”，“然寿命长短，骨体强劣，各有人焉。善养者终之，劳扰者半之，虚用者夭之”等。由于曹操人到暮年和国家统一理想的矛盾，以及曹植受政治压抑和报国理想的冲突，他们的养生观后来也出现了转变，写了大量的游仙诗，如曹操的《气出唱》《秋胡行》《精列》和曹植的《游仙》《仙人篇》等。相比而言，曹丕在养生上要淡定很多。

当然，气质上的不同还体现在曹氏父子其他的休闲方式上。曹操文韬武略，在休闲方式上也体现出“全才”。由于战乱和生存需要，曹操着重培养后代的武略习惯，他在《百辟刀令》中专门提到送儿子们百辟刀，曹丕的《送剑书》《露陌刀铭》《典论·自叙》，曹植的《宝刀赋》也都提到对宝刀的喜爱。另外，曹操在音乐、书法、围棋等方面都有很高的造诣，他礼敬博学多才的邯郸淳，收用善于书法的梁鹄和精于音乐的杜夔，即可窥一斑。

相比其父，更具有悠游生活和社会地位的曹丕在其他休闲方式上强调的是享乐。曹丕特别喜欢游猎，他在《典论·自叙》中说“少好弓马，于今不衰”。曹丕还有弹棋、投壶、下棋、玉、玛瑙、葡萄酒等爱好，这在曹丕所著的《弹棋赋》《玛瑙勒赋》《车渠椀赋》《玉玦赋》《诏群臣》等作品中都能体现出来。

曹植的其他休闲方式体现更多的是雅致。曹植所著《画赞序》是我国论画文章之开山之作，另外曹植还是佛教梵呗音乐的泰斗。

以休闲视角来管窥三曹，对了解曹氏父子性格的丰富性、复杂性、平易性有一定的帮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