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50年，一封来自大西南的紧急电报，摆在了毛主席的案头。该电报详述了西南匪患的情况，以及发生“龙潭寺惨案”的消息。毛主席看后勃然大怒，意识到西南匪患的紧迫性，已经到了不处置不行的地步。

随后，毛主席向邓小平下达一纸剿匪命令，一场席卷整个西南地区的剿匪行动，正式拉开大幕。此次行动过后，110万凶残匪众被歼灭，肃清了西南地区的匪患，也令远在台湾的蒋介石胆寒。

为何一封紧急电报的到来，就能让毛主席下定如此大的决心？这110万凶残匪众的背后，又隐藏着怎么样的阴谋呢？

其实，无论是这封紧急电报也好，还是那件令人震怒的“龙潭寺惨案”也好，都是此次大西南剿匪行动的“导火索”，关于这场剿匪行动，已经酝酿很久。导致西南匪患横向、民不聊生的罪魁祸首不是别人，正是败退台湾的蒋介石。

1949年，解放军势如破竹，蒋匪帮败局已定，在蒋介石的带领下，国民党军政要员们，纷纷开始向台湾转移资产，给自己安排后路。可恨的是，在他们已经打定主意要逃跑时，仍在鼓励前线的国民党军将士，要捍卫军人的尊严，死战到底。

他们又哪里知道，在蒋介石的眼中，他们只是替他多争取一些转运资产时间的炮灰而已。蒋介石跑了，国民党军残余势力龟缩西南地区，仍然企图负隅顽抗。大势所趋之下，顽敌又能抵挡多久呢？

这是一个极其浅显的道理，龟缩西南地区的顽敌，失败只是旦夕之间的事情。这一点，就连中央陆军学校总务处处长王旭夫这样的基层中校都看出来了。国民党的军官，由于长期处于腐败环境之中，无论有什么贡献，第一时间想着都永远都是加官进爵和发财。

王旭夫虽然只是一个基层的中校，却也沾染了这种不良风气。当他看出国民党军不可能守住西南地区时，顿时起了向蒋介石进谏的想法。在他看来，这是讨好蒋介石的绝佳机会，没准借此机会可以平步青云。

他为什么有这种想法，因为他看穿了西南必然被攻破的同时，还想到了一个自认为可以挽救西南危局的办法。他认为自己可以得到蒋介石认可，从此平步青云的自信，正是来自这套费尽心血研究出来的策略。

王旭夫将自己的计划，形成了报告，满怀希望的呈送给蒋介石。然而，这份报告寄出去以后，如同石沉大海，一连等了两个多月的时间，竟然没有得到任何回信。王旭夫此前坚信自己凭借这份报告可以升官发财的信心，也因此产生了动摇。

原来，蒋介石确实接到了王旭夫送来的报告，也在第一时间看了他的报告。只不过，蒋介石当时正处于焦头烂额的状态，心中对于失败仍存有不甘之心，尚且无法接受彻底失败的事实。

而王旭夫报告的开篇，便提到了他的一个观点，“一旦西南失守……”。其实这也不能怪他“唱衰”，实在是他的这个计划，就是基于西南失守而制定的。但蒋介石当时却心存幻想，对西南必然失守的趋势视而不见，盲目的认为西南可守。

因此，当蒋介石看到王旭夫开篇就提出的“西南失守”的观点，顿时火气上涌，驱散理智，将刚刚展开的报告又愤然合上，将它如同“垃圾”一般丢到了角落里。王旭夫寄予厚望的报告，被蒋介石弃如敝履，自然也就不可能有什么可喜的回音了。

但这件事并未就此结束，时间仅仅过去两个多月，国民党军战败的消息就如同雪片一般飞至蒋介石的桌子上，令蒋介石也不得不承认，大西南恐怕很难坚守了。这个时候，蒋介石才想起那份被他随手丢在角落里的报告，重新翻出来仔细阅读。

王旭夫在报告中提出的计划，颇具一点“以彼之道还治彼身”的意味，他打算在西南地区失守以后，建立一个所谓的“游击骨干训练班”。然后以国民党军队的残兵败将为根基，再搜罗那些分散在西南地区各地的土匪、地痞、无赖、流氓等社会闲散人员，组成“游击队”，再实施破坏、暗杀等反动计划。

王旭夫此举，其实是有意模仿共产党，企图也在敌后形成“游击根据地”。只不过，共产党建立的是游击根据地，是以人民为根基的正义清流，目的在于扫清一切压迫人民的邪恶势力；而王旭夫打算建立的，却是以蒋匪反动派为基础，目的是为了搞破坏的乌合之众，两者自然无法相提并论。

但蒋介石当时如同热锅上的蚂蚁，为了挽回西南败局，已经进入病急乱投医的癫狂状态，将王旭夫的提议从角落重新翻出来，并将其视为至宝，马上决定拍板行动，并派出毛人凤前往成都与王旭夫面谈，许诺给予人力、物力支持。

毛人凤得到蒋介石的授意以后，立刻给王旭夫发去了一封电报。原本对此事都已经不抱希望的王旭夫，通过电报得知毛人凤即将飞抵成都，与他当面详谈大西南建立“游击骨干训练班”的事宜时，顿时心花怒放，重新燃起对升官发财的贪婪。

很快，毛人凤带着蒋介石的手令和对王旭夫报告的批复来到成都。狡猾的毛人凤，得知蒋介石对王旭夫态度的情况下，对王旭夫大加赞赏，随后才将蒋介石批准了他的计划的消息告知他，并将王旭夫任命为“游击骨干训练班”主任，军衔也由原来的中校提升为上校。

贪婪之心得到满足以后，王旭夫更加甘心替蒋介石卖命，积极组建“游击骨干训练班”，将西南各地的土匪、惯犯等团伙的首领拉拢进训练班，对他们进行所谓的培训， 传授他们暗杀、策反、潜伏运作等技能。

王旭夫为了体现自己的价值，还煞有介事的开设了三门课程，分别是“游击指南”、“游击战术”和“国父遗教”。当然了，王旭夫之所以能办成此事，能将这些散乱各地的“臭鱼烂虾”凑到一处，听他安排，主要还是靠蒋介石向他提供的大量资金。

所以，王旭夫办的这个“训练班”，看似热火朝天，其实外强中干，都是一些为了赚钱而聚集到一起的乌合之众而已。

包括王旭夫在内，他们所做的一切，无非是为了牟取私利。其实，这种靠金钱利益串联各方势力的手段，并非王旭夫独创，蒋介石最是善于此道，两者之间的区别仅在于规模不同罢了。

正如老舍所言，为金钱而工作的人，最怕遇到更多的金钱，因为忠诚是不会立在金钱之上的。遗憾的是，蒋介石没有老舍看得通透，他不仅在经历无数次失败以后不知悔改，还乐此不疲，继续培养这些“为钱工作的人”替自己卖命，并奢求他们能够帮助自己成事。

蒋介石除了拿出大量的金钱和物资支持王旭夫外，还指派毛人凤接见王旭夫的计划，起草出一份“应变计划”。毛人凤在计划中，将大陆划分为五大游击区，由他负责统领全局。大西南便属于五大游击区之一，由何应钦来负责。

蒋介石派出一众心腹来办这件事，足可以看出他对“应变计划”的重视程度很高。所以，毛人凤奉命来到成都时，也算是风光，毕竟带来的金钱、物资和军用设备十分充足。除此之外，毛人凤还带到成都一大批特务，设置了35个特务组织，如同布下一张巨网。

在这些特务组织中，一共有特务一千余人，秘密电台140多部。在毛人凤的大力支持下，“游击骨干训练班”的名声传播的更广，几乎将川康两地的惯匪、地痞、土豪劣绅头子、烟匪毒枭等人全都聚集起来集训。

不得不说，蒋介石、毛人凤此次在大西南的行动，其实起到了一些效果。在他们暗中紧锣密鼓的折腾下，西南地区的匪患泛滥，恶徒骤增，几乎影响了整个大西南。见到如此局面，蒋介石喜上眉梢，这么多年来，他与解放军交手以来，几乎是处处受制，从未赢得过可喜的局面。

西南地区变得动荡起来，是蒋介石坚决实施“应变计划”的一个愿景，如今初见成效，是他这么多年来难得一见的“盛况”。所以，蒋介石误以为他的“应变计划”即将奏效，解放军将很难进入大西南，即便进得来，也站不住脚。

当事实上，这种毫无根据的预判和建立在金钱上的“忠诚”，注定了无法帮助蒋介石实现目标。1949年9月，随着第二野战军下辖的第三兵团、第五兵团，以及第一野战军下辖的第十八兵团，如同三柄尖刀一般插入西南地区，国民党军队一触即溃，完全无法形成有效的反击。

消息传来，蒋介石痛不欲生，惊慌失措之下，仍然贼心不死，命令贵阳的国民党由秦岭南撤。蒋介石的打算是，他再派出两个兵团，与这批贵阳逃出来的残敌会合，进而在成渝线上组成防守力量，再图谋会战川西。

蒋介石的此番盘算，从纸面上来看，确实是有所作为的计划，但也仅限于纸上谈兵而已。解放军势如破竹，国民党军的将士早已无心继续作战，败局已定，丢失大西南也成为必然。

很快，宋希濂的两个兵团遭到解放军的围歼，主力部队损失殆尽，就连宋希濂本人，也被俘于在大渡河畔。失去了最后底牌的蒋介石，即便再愚钝，也不得不承认大西南已经无法固守的事实，只好在宋希濂被俘后落荒而逃，带着一众军政要员逃离了大西南。

西南地区的地形十分复杂，在连绵不断的崇山峻岭中，有广袤的原始森林穿插其中，一些天然形成的奇异山洞，在石灰岩地形中十分常见。这些自然环境，被那些为祸一方的土匪们充分利用，成为“藏污纳垢”的屏障。

解放军击溃国民党军，赶走蒋介石，顺利进入西南地区以后，正面战场的战斗虽然结束了，但随之而来的剿匪、维稳工作却才刚刚开始。那些溃败的国民党军残部，散落到西南的各个角落，与西南各地的土匪、土豪劣绅头子狼狈为奸，坏事做尽。

解放军为了保护当地百姓的安全，四处出击，清除匪患，得到当地百姓的拥护。但这些匪患熟悉地形，来去自如，又有自然屏障，想要短期内全部消灭的难度很大。

逃离大西南的蒋介石，见到解放军留在大西南维护当地的稳定，并没有一鼓作气追击他的打算，这才放下心来。同时，他认为此刻时机已经成熟，此前支持王旭夫在大西南培植的力量，正好可以发挥作用。

一直以来，王旭夫为了向蒋介石讨赏，十分卖力的工作。在毛人凤的全力支持下，王旭夫的“培训班”发展十分迅速，反动势力的“骨干”人员已经多达4700人。这些人全都是西南各地的反动势力头子，他们的影响力几乎已经遍及整个大西南。

蒋介石一声令下以后，毛人凤又起草了一个“反攻计划”，实施该计划的主体势力，正是王旭夫的“训练班”成员。这些人经过反动培训以后，回到各自的地盘，开始有组织、有预谋的进行破坏。

此前，这些土匪和乡绅头子们，虽然一直就是西南地区的祸患，但限于实力有限，只能做一些打家劫舍的事情，就要赶紧离开，并不敢逗留。

但经过蒋介石反动势力培训和支持后，武器装备得到丰富的反动势力们，野心逐渐开始膨胀，一些原本就有一定规模的土匪，甚至开始走上了向外扩张的道路。他们不断吞并周边势力，扩大自己的地盘，烧杀抢掠的范围更广，造成的危害也要远超从前。

这些土匪为了扩充兵员，竟然在抢劫时强拉当地百姓入伙，若是不跟着他们走，就会被他们无情的杀掉。许多当地百姓被逼无奈之下，只得上了他们的贼船，一旦双手染上鲜血，就再也回不来头了，沦为真正的土匪。

在蒋介石的暗中支持下，西南地区的各地反动势力同时出击，占山为王的土匪随之增多，在西南地区为害乡里，作恶多端。

期间，国民党残部勾结土匪、乡绅头子等地方势力，围攻县城、杀人越货、抢夺钱粮、破坏交通，所犯下的滔天罪行罄竹难书，引得民怨沸腾，全面剿匪的呼声日益高涨。

邓小平根据西南地区当时的这种情况，向中央汇报时，曾明确提到：

“剿匪已成为西南全面的中心任务，不剿灭土匪，一切均无从着手。”

不久后，在邓小平、贺龙的授意下，一封紧急电报发往中南海，出现在毛主席的办公桌上。毛主席收到这封紧急电报时，正在主持一场会议，他得知该封紧急电报是从西南发来，立刻猜出了西南局势可能有变，遂立即当众阅读了电报。

阅罢，毛主席勃然大怒，与会人员不知道内情，面面相觑。毛主席见状，命身边工作人员，将紧急电报念给大家听，众人这才明白毛主席为何发怒。原来，西南匪患愈演愈烈，竟然已经到了敢对解放军动手的地步。电报中详细描述了朱向离等人在龙潭寺遭土匪毒手之事。

朱向离，时任时任解放军60军178师政委，因工作需要被调往外交部工作。1950年2月5日，朱向离一行50余人正式出发，准备赴京就职。途经龙潭地区时，听闻有土匪作乱，朱向离自然不会对此视而不见，立刻率部前往平乱。

土匪虽然凶残，但还不具备战胜正规军的能力，朱向离率部赶到后，土匪立刻处于下风。但这伙土匪十分狡猾，他们见势不妙，便抓当地百姓为人质，令朱向离投鼠忌器，因为担心伤及无辜，下令不许开枪。

土匪趁机反攻，利用百姓突破了朱向离等人的防线，逃离之前突然向朱向离开枪。朱向离猝不及防之下，中枪牺牲。事后才得知，土匪灭绝人性，竟然向朱向离疯狂射击，朱向离整整中弹27枪。

此事发生以后，各地土匪们竟然纷纷效仿，此前很少敢主动挑衅解放军的土匪们，逐渐猖狂起来，与解放军对抗的情况越来越多。土匪们的举动彻底激怒了毛主席，素来高瞻远瞩的毛主席见微知著，窥破了西南局势的暗流涌动，已经到了必须要处理的地步。

在毛主席的批示下，邓小平、刘伯承与贺龙，三人联名发布剿匪布告，一场声势浩大的剿匪行动就此展开。毛主席称这场清匪反霸、减租退押的运动，为西南地区的“淮海战役”，足可见中央对此次西南剿匪的重视程度，也可知此次运动的艰难程度。

所以，剿匪布告虽然发布，但邓小平并未急于对西南匪患用兵，他熟悉当地的情况，看出了此次西南剿匪行动“要比普通的军事斗争复杂与艰苦得多”。邓小平明确告知负责此次剿匪的将士，不要只想着靠几次冲锋来解决问题，剿匪时要注意方法，讲究策略，才能取得胜利。

在邓小平和贺龙指挥之下，这场剿匪运动有序展开，各级剿匪委员会陆续建立起来，情报站、检查站也在各地相继成立。为了防止在剿匪过程中，有重要的匪首潜伏、远遁，还专门组织了远征捕捉队，坚持做到除恶务尽。

一切准备工作有序完成后，在西南军区的统一部署下，解放军共派出13个军、37个师零2个团的部队。

四川省在剿匪期间，根据四川匪患的特点，制定了“先腹心区后沿区，先交通要道后两侧乡村，先股匪后散匪”的剿匪计划，逐步压缩土匪的活动空间，将一些顽固的土匪孤立起来，随后逐个击破，取得了巨大成效。截至1950年底，四川省剿灭股匪的人数就达到了40余万。

西康省的剿匪重点，主要在于盘踞在西康的国民党残军，大概有一万余人。我军派出4个师的兵力进入西康，顺利歼灭这股国民党残军，又剿灭了土匪数万人。截至1950年底，西康省剿灭股匪4.16万余人。

贵州省则集中3个师的兵力，率先保证主要交通线通畅，将交通线两侧及经济富庶地区的股匪剿灭，再对其余匪特逐一消灭。截至1950年底，贵州省剿灭股匪19万余人，还有2万余人选择投降，改过自新。

云南省采取的策略与贵州省相似，在剿匪之前，根据云南境内土匪分布特点，将云南省划为滇西、滇东、滇南三大剿匪区域。随后兵分三路，三管齐下，捷报频传。截至1950年底，云南省共剿灭股匪6.2万余人，并收复10座被土匪控制的县城。

川、黔、滇、康四省的剿匪工作进展十分顺利，浇灭了西南地区的土匪，以及国民党残余势力的嚣张气焰。但随着时间的推移，朝鲜方面战局的不断紧张，西南剿匪兵力逐渐开始出现不足，这种情况出现，令此前逃过一劫的土匪们不禁窃喜，企图趁机卷土重来。

但西南军区对此早有应对之策，那就是发动民间组织，以解放军为骨干，当地群众为辅助，组成兵民结合的剿匪队伍，彻底的令土匪失去生存空间。这样的做法既可以保护当地百姓的生活稳定，又能有利于剿匪工作，很快得到了广泛的支持。

其实，解放军在西南地区迎来当地群众的全面支持并不容易。他们剿匪之初，这些百姓受土匪胁迫，甚至经常出现百姓帮助土匪反抗解放军的情况。

后来，解放军为了保护他们，宁愿牺牲自己，也不愿意误伤无辜百姓，令百姓从助匪变为观望，确定了解放军是解救他们于水火的人民军队后，这才对解放军充分信任，愿意拿起武器跟着解放军一起剿匪，守护家园。

军民一条心，如同鱼和水，团结一致剿灭土匪，令敌人在西南地区失去了落脚之地。1952 年8月，西南剿匪历经数年的努力，终于宣告大获全胜。此次剿匪运动，共歼灭110万余人，维护了西南地区的稳定，也确保了新生人民政权的稳固，令蒋介石的阴谋再次落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