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家之间,气场合得来的,便是惺惺相惜,友谊深厚,互为知己好友,只恨相逢甚晚。
但也有老死不相往来的,把对方都视作自己的最大仇敌,以言语为利刃,极力攻讦对方,势必要分出个输赢对错。
沈从文与丁玲,都是民国时期的著名作家,早期两人交往甚密,是无话不谈的至交好友。
可惜这对情意绵绵的密友,最终也闹到了反目成仇的地步。
从情同手足到反目成仇,沈从文与丁玲之间究竟发生了什么?
深厚友谊,至交好友提到沈从文,人们首先想到的就是《边城》,这个唯美却又带着几分悲戚的故事,让许多人开始了解这位作家。
他的成就并非局限在小说中,晚年沈从文致力于我们古代历史与文物研究,更是写下《我们古代服饰研究》一书,开创全新领域。
丁玲,同样是位伟大作家,其作品《太阳照在桑干河上》,着眼于一个普通小村庄。
描述尖锐复杂的阶级斗争,更展现了农民在共产党的领导下,发家致富,走上光明道路的美好场景。她是位坚定的革命党人,是顽强的革命者,终其一生都在同阶级敌人做斗争。
沈从文向往自由,不愿意被拘束,只想进行自己热爱的研究,进行单纯的创作。丁玲是坚定的革命战士,希望用作品唤醒人们的反抗意识,积极投身到革命事业中。
这两个看似不相干的人,却早在青年时期,就已经有深厚友谊,彼此往来甚密。
两人相识于微末,初认识时,彼此不过都是二十出头的年纪,沈从文略长丁玲两岁,一直以兄长自居,给予丁玲许多帮助。
胡也频1925年,胡也频还只是《京报》的一个小小编辑,沈从文频频投稿,文章字字珠玑,胡也频大为欣喜,两人也因此相识,逐渐有了联系。
彼时胡也频的女友正是丁玲,谈话间偶尔提及沈从文,这个眉清目秀带有书生气的青年,引发丁玲好奇。
于是在胡也频的介绍下,沈从文和丁玲相识。两人同为湘西老乡,第一次见面便聊得投入,尽兴时干脆用上了乡音,把胡也频给晾在一边。
沈从文这时在香山慈幼院的图书馆内工作,拿着不高的薪水。
丁玲和胡也频正是热恋期,三人都囊中羞涩,都在房租便宜的香山,租下了公寓。
尽管收入微薄,但三人都过得恣意潇洒,轻松自在。
正是无忧无虑的年纪,又有好友作伴,就算钱财窘迫,生活困顿,只要一起谈论诗歌文学,就再无烦恼。
这段日子是自由的,要是丁玲得到了家中的接济,或是胡也频发了工资,又或是沈从文的投稿被接纳。
有了意外之财,当然得犒劳自己。有钱就饱餐一顿,随意乱花,没有计划。
丁玲没钱就节省着过,连房租都交不起的日子,三人在白天只能去大街上游荡,躲避来催缴房租的房东,到了晚上再回到出租房睡觉。
这段岁月里,沈从文和丁玲的友谊迅速升温,二人干脆互道兄妹。
脾气好的沈从文就是三人关系里的调和剂,每当胡也频和丁玲吵架时,充当劝架对象的总是沈从文。当两人的感情出现裂缝,也是沈从文出面调和,劝说两人和解。
天性烂漫的丁玲,爱上了冯雪峰,逐渐和胡也频疏远,气的胡也频找到冯雪峰大干一架。这场三角恋以冯雪峰的主动退出告终。
沈从文依旧从中调和,劝说丁玲不要放弃胡也频。最终两人重归于好,冯雪峰也黯然退场。这次事件后,三人都成熟不少,决心干出一番事业来。
丁玲拉着沈从文一起南下,来到上海开办了红黑出版社,想要办出特色刊物,让《红黑》杂志扬名上海。
三人埋头苦干一番,却没取得理想的成绩,彼此矛盾反而不断。
彼时局势紧张,胡丁两人看不惯底层民众生活的凄苦,决心聚焦他们的生活,借此讽刺政治。
沈从文却不赞同,他认为当小心谨慎为上,一旦沾惹政治,遭到清算,辛苦创立的杂志将直接烟消云散。
意见不合的三人,谁也没法说服对方,加之杂志发行销量不佳,资金难以回笼,眼看杂志的发行愈发困难,三人索性散了伙。
沈从文经由胡适介绍,前往青岛大学教书,丁玲和胡也频则结婚生子,并加入我党,成为地下革命分子。
三个俨然已经走上不同道路,此时的他们,依旧看重这段友谊岁月,却没料到,一场灾难即将降临。
关系破裂的前兆时间一晃来到1931年,这一年丁玲胡也频遭逢劫难,胡也频被捕入狱。
从事革命事业,还加入了左联的两人,名气扩大的同时,早已成为当局的忌惮对象。
这一年的2月份,包括胡也频在内的五名革命战士一同被捕,当局给出的理由是他们都是反动派。
远在青岛教书的沈从文得知胡也频被捕的消息后,积极四方奔走,动用一切关系想要救出胡也频。
沈从文先是通过胡适的关系,找上了北大校长蔡元培,又托关系找到了时任中央秘书长的陈立夫,请求他出手相救。
爱惜羽毛的陈立夫不愿意踏入这趟浑水,含糊其辞表态,没有明确同意,也没有明确拒绝。
最终胡也频在监狱内被秘密杀害,壮烈牺牲,留下身怀六甲的丁玲,独自承担丧夫之痛。沈从文同样伤心欲绝,他因自己没能帮上忙而自责。
反倒是丁玲还来劝解沈从文,让他不要悲伤。丁玲认为,胡也频是为了崇高理想而牺牲,他的死是有价值有意义的。
这一时期开始,两人在观念上的不合,已经初步展露端倪。两人尚且没能注意到,一点点小事的累积足以消磨多年的友情。
尽管胡也频已经英勇就义,但丁玲仍处于被当局怀疑的名单中,生命随时受到威胁。
只有沈从文再次伸出援手,他先是把刚刚生产完的丁玲送到妹妹家安顿,让她有地方落脚,休养身体。
又把东拼西凑借来的1000块大洋全数交给丁玲,缓解她的经济压力。
随后沈从文更是大胆的和丁玲扮作夫妻,秘密把孩子送到老家照养。
就在沈从文为了丁玲东奔西走,四处帮忙之际,他完全忘记了自己还有工作在身,错过了前往武汉大学的任教时间,无奈与这份工作失之交臂。
尽管丢了工作,沈从文也没半分抱怨,他在安顿好丁玲后就返回青岛继续教书,丁玲则留在了上海,继续自己的革命事业。
尽管丈夫因此而丧命,但丁玲也绝不会退缩,唯有继续战斗才能慰藉死去的丈夫。
不惜一切也要继续为革命事业奋斗的丁玲,在1933年被捕入狱,秘密看押在南京。沈从文依旧多方奔走,寻求帮助,想要解救丁玲。
丁玲和孩子但这一次的救援依旧没能成功,丁玲在被关押了3年后,才被释放。
期间沈从文误以为她早已牺牲,悲痛之下还写出了《记丁玲》来悼念两人的情谊。就在文章发表后不久,无法承受娱乐压力的当局,释放了丁玲。
但这一次出狱后的丁玲,却和沈从文有了不小的隔阂。
丁玲在意的事情有二,其一为冯雪峰曾经找上沈从文,希望借助他的文坛的声望,发动舆论,要挟当局释放丁玲。
但沈从文拒绝了冯雪峰的请求,理由是他从来不沾染政治,救援丁玲是其个人行为,不能强行裹挟别人也加入。
其二便是,在丁玲被捕入狱的期间,沈从文曾经路过丁玲老家常德,却没有去拜访孤苦无依的丁母,不知礼数。
殊不知彼时沈从文只不过是路过常德,一心都挂念在自己重病的母亲身上,自然没有想到应当去拜访丁母。
这本来只是两件小事,但却横亘在两人之间。两人隔阂不断加大,沈从文又拒绝了丁玲的邀请,不愿意成为革命者,不想涉及政治。
沈从文反而劝说丁玲去当局的教育部任职,做些实事。
两人自此有了巨大分歧。丁玲在深思熟虑后,决心前往延安,继续自己的革命事业。
作为第一位走向延安的作家,在革命根据地的日子,丁玲创作出长篇小说《太阳照在桑干河上》。
此后她一直以红色作家自居,革命热情空前高涨。两个理念完全不一致的好友,就这样渐行渐远。
反目成仇,恩断义绝当丁玲在延安发展革命事业的同时,沈从文依旧在大学教书,过着他平淡的生活。两人逐渐减少了联系,关系也逐渐淡漠,再不复从前那般亲密。
随着全国解放后,1949年,两位阔别已久的好友,在北京再次见面。
这次会面中,丁玲全程都表现的冷漠敷衍,透露出对沈从文的抗拒,大失所望的沈从文,也决心放弃这段友谊,自此两人从好友,转变成为了陌生人。
如果就这样相忘于江湖倒也算是勉强抚慰过往,偏偏本该再无交际的两人,因过往的那篇《记丁玲》不得已反目成仇。
上世纪六七十年代,为了表明立场,丁玲发布了《也频与革命》文章。
这篇文章中,充斥着对沈从文的批判,用沈从文的不革命与自己的革命做对比,彰显自己的身份立场。
而由于《记丁玲》中,沈从文花大量篇幅描写丁玲的恋情,与胡也频、冯雪峰等四人的纠葛,这也让丁玲感到大为恼怒。
这一时期的男女关系是保守的,沈从文笔下的她,儿戏般对待感情,更于多人有纠葛,给丁玲招来不少议论。
要想表明自己的立场,就只有对沈从文进行全方位批判,全盘否认《记丁玲》的一切内容,自己才能重获安宁。
于是在文章中,丁玲叱骂沈从文就是个伪君子,是个贪生怕死的胆小鬼,只会计较个人利益的得失。
她怒骂沈从文是故意写文章来彰显和自己友谊深厚,殊不知不过是表面功夫,此后自己实在不愿意理他。《记丁玲》更是一部拙劣之作,通篇都在胡言乱语,没有半分可信度。
这篇《也频与革命》发表后,沈从文也从《诗刊》中看到了丁玲的新作。曾经的好友,自己大力帮扶的好友,却对自己毫不留情的叱骂声讨,简直有些可笑。
沈从文向来是个脾气极好的人,鲜少有动怒的时候,但丁玲的此次举动,却是真真切切伤透了他的心。
沈从文没有在公开场合做出过对丁玲的回应,只是在给好友的来往信件中,用大量笔墨抒发自己的郁闷。
他在信中写道,“自己像是被鲁迅所说那般,冷不防从背后杀来一刀。”
他更是认为,丁玲为了稳固自己的地位立场,不惜把自己这个多年好友都当做垫脚石。
沈从文理解丁玲这些年受尽委屈,遭遇凄惨,但确实和自己没有半分关系。
她有苦衷,但她的怨气该向谁抒发,她自己心中清楚,却不敢找上正主,只能拿自己这个无辜者来炮轰,这样的做法,可见在她心中自己早已不再是她的好友。
沈从文写下《记丁玲》的时间,距离当时早已过去了数十年,实在没有必要再去旧事重提。
当初沈从文写《记丁玲》,满篇都是对好友的悼念,他不曾做过对不起这段友谊的事。
丁玲和胡也频被捕,每一次沈从文都极力去疏通关系,自认为做到了问心无愧。
在沈从文看来,真正有才华的作家,就应该潜心写书,研究文学创作,而不是去大搞特搞革命,这简直是本末倒置。
但丁玲却认为,只有自己成为革命者,才能理解革命的内涵,自己无法切身处地的感受,是无法写出真情实感的作品的。
意见完全相佐的两人,终究还是走上了截然相反的道路。晚年的沈从文致力于历史研究,丁玲一直以革命者自居。
在怒斥沈从文事件后,两人再无联系,就算在公开场合见面,也从不打招呼,都不约而同的忽视了对方。
本该是好友的两人,却走到了这般地步,实在令人唏嘘。
但若说对错,两人站在自己的立场,都无过错。
只能感慨这无常的命运,让一对好友变死敌。他们的恩恩怨怨背后,是折射出的人性之恶,更是时代洪流的变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