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节，要去遥远而又陌生的地方

那是50年前的事了，也是那么炽热的天。我回家吃午饭时，一进门，只见桌上摆放着一堆红彤彤的纸。母亲坐在桌旁伤心痛哭，两姐姐站在母亲的后旁陪哭。看到此情此景，我一下子就明白了。红色，在这火红的年代里，再加上正遇党的生日，应该说是满大街都是，不作为奇，可桌上放着的一堆红色，却是决定我后半生命运的东西——一张大红喜报，一张红色光荣证和一朵大红花。这些东西告诉我，过不了几天，自己将要去那遥远而又陌生的地方。

对于即将要改变的人生轨迹，我却显得很冷静。这并非我少小年纪的老成，而是因为它为我们一帮年轻人，在那既上不成学又找不到工作的年代里铺就了一条通向人生未来的路，不管那路的前面是坎坷，是坦途，是迷茫，是光明。于是我捧走了饭桌上的那堆红纸，端上几碗饭菜，招呼家人：吃饭吧，不管怎么着，日子还得过。其实我理解母亲为这个即将成为家中顶梁柱的大儿子将远离所感到的心痛。

当天晚上，我找出了当时能找到的所有中小学课本中的地图，来了解我们即将要去的那科尔沁草原东侧的地方。我从小喜欢玛拉沁夫的作品，对他笔下美丽的科尔沁草原有所了解，有点向往。可不曾想到我竟然会在那儿度过了一生中最美好的青春岁月。

临走的那天，我怕受不了母亲的哭，坚持没让她去送，是父亲、姐弟和一帮挚友送我到码头。

我们这一串带着大红花、背着行囊的年轻人，是在警察和工人纠察们挤出来的一条人群夹道中走进码头的。当我走进码头后，留在我身后的是哭声、呼喊声、叮咛声和众人摇拽着码头铁栅栏门的金属撞击声。

当轮船汽笛长鸣，隔着船窗，看到码头上黑压压的人群时，我的眼泪再也止不住了。在人生中，第一次尝到了生离死别的滋味。那时我刚满19岁，两天后，在宁波的月湖旅馆里度过了我的生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