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08年4月4日清明节这天，曾任国务院副总理的吴学谦老人去世了。那天是一个阳光透亮的早晨，87岁的吴学谦像平时一样，安安静静地躺在病床上。但各项生理指数开始下降，一家人都围在他的身边，直到他离去。

4月11日清晨，儿子吴晓镛手捧父亲的遗像，警卫局的战士守卫着灵柩，一起走过长安街，最后向着八宝山走去。

吴学谦出生在20世纪20年代上海的一个小康家庭，他从小上的是英国人在租界办的学校，学校里面的老师大都是英国人。吴学谦曾与儿子吴晓镛讲过自己小时候调皮的事。

小时候，调皮的吴学谦有时会挨外国老师的打。有一次，外国老师要扇他，他一低身捡橡皮，老师失去平衡，差点儿摔倒，那场面把班里的同学都逗乐了。

吴学谦上了中学以后，家道中落。而此时，国家已经陷入了日寇的侵略当中。喜欢看书的吴学谦接触到了一些进步青年的书籍，他们介绍吴学谦看鲁迅、马克思主义的书。

不久，吴学谦就加入了中国共产党。

40年代初，吴学谦因频繁参与领导青年学生的“反蒋斗争”，而面临暴露身份的危险。因此，地下党组织决定将他转移到新四军解放区工作。

吴学谦抵达一个交通站时，一个交通员接待了他，还给他牵来了一头毛驴。这个交通员是党组织派来护送吴学谦去新四军军部的。他让吴学谦骑上毛驴，他在前面引路。

两人走了一段路程后，交通员对吴学谦说：“我们已经进入安全地带了，这里离军部不远了。我要回交通站接别的同志。只好让毛驴带你去军部了。好在它很熟悉这段路，也可称得上是‘老交通’了。”

交通员离开后不久，看似温顺的毛驴便开始捉弄人了。它专挑有柳树的路边走，这就害苦了吴学谦。树枝不断划蹭他的脸，他的脸上划出了道道血痕，使他疼痛难忍。

这种情况下，吴学谦便用鞭子抽打毛驴。毛驴被惹恼了，不断蹦跳，企图把背上的人掀翻在地。无奈之下，吴学谦只好放弃骑驴，跟在慢悠悠的毛驴后面，朝新四军军部走去。

吴学谦曾和很多人说起过这个故事，他很感叹地说：“看来不仅对敌斗争需要讲究策略，就是对顽劣的牲口。你要是不懂得对付它们的办法，你也照样要吃亏。”

吴学谦在参加革命的同时，也收获了爱情。他的爱人毕玲是上海地下党的老同事，一个非常开朗、有文化的沪江大学的教育系毕业生。1947年初，毕玲与好友代表女中区委参加中学工委会，领导人是学委吴学谦。

那时，毕玲和吴学谦接触越来越多，了解也越来越深，之后就顺理成章地建立了恋爱关系。两人结婚前，有个约定，不到解放上海的那一天，绝不结婚。

新中国成立两年后，两人才结了婚，并有了爱情结晶——儿子吴晓镛。

特殊年代，吴学谦被关了2年零8个月。为了找事做，吴学谦在狱中苦练外语，用英文、法文、西班牙文多种语言翻译报纸。1970年年底，吴学谦被送到了河南干校，继续接受群众监督。

这时，他的儿子吴晓镛到了山西阳高农村插队5年，买了些中国的大学英语教材，然后又买了几本简写本的英文小说，也开始学习英语，搞翻译。期间，吴晓镛每次遇到翻译中的问题，就给父亲写信，他说：“每个礼拜，恨不得每天都给他写信。”吴学谦看完了寄回去。

到最后，尽管一来一回要一个月的时间，但他们联络的信件有100多封。在父亲的帮助下，吴晓镛一个对英文毫无基础的人，翻译了60多万字的小说。

1976年，全国群众都沉浸在欢快的气氛当中，吴学谦在中联部的工作也慢慢地走上了正轨。

这天，华国锋接见西亚非洲局的外宾，时任中联部部长的耿飚，趁吴学谦汇报完外国代表团的情况，离开会见厅的几分钟，指着吴学谦的背影，向华国锋介绍说：“这是中联部的一位老局长，在上海做过地下工作，政治上可靠，为人正派，业务能力强，外事工作经验丰富，还懂外语。”华国锋听后，很欣赏的点了点头。

1982年到1988年，吴学谦到外交部工作，并担任了第六任外交部长。在外交部，吴学谦谈的最多的是周总理。他说：“恩来同志的十六字箴言（站稳立场、掌握政策、熟悉业务、严守纪律），不仅外交部的同志，而且全国所有从事外事工作的人，都应该终生努力实践。”

1986年10月的一天，邓公和吴学谦在国宾馆养沅斋的庭院里迎候英国女王伊丽莎白。邓公说：“随着香港问题成功地解决，现在我们的任务是努力发展两国友好合作关系，增进两国人民间的友谊。”女王听后连连微笑点头。

邓公专门向女王介绍了吴学谦，说：“吴学谦外长，你们都很熟悉了，与你们的外长那就更熟悉了。他要全程陪同女王陛下在中国的访问，您有什么事尽管找他。”

邓公的会见与宴请，把这次访问推向了最高潮。女王在离开广州回国前，专门在其饭店住地，接见了中方的主要陪同人员，表示诚挚谢意。她特别感谢吴学谦和毕玲全程陪同。

最后，女王还亲自交给吴学谦转李先念主席的感谢信，信上写着：“这次访问令人心旷神怡，访问标志着英中两国关系发展到了一个热烈友好的新水平。”

来外交部后，吴学谦每天从木樨地一直跑到钓鱼台东门，有四五公里的路。一次出访美国，美方的警卫都跟不上他的步伐。这个爱好，儿子吴晓镛在记事起就知道了。

任外交部长期间，外交部的工作人员是有服装补贴的，唯独吴学谦这个外长没有服装补贴，需要添衣要申报批准。吴学谦就很少张口要衣服。

香港回归是20世纪80年代，对外交往中的头等大事。中英谈判的最上层是邓公和撒切尔夫人，中间层则是吴学谦和杰弗里·豪。也是从此时起，吴学谦的健康就日益下滑了。

据吴晓镛回忆说，如果没有香港1997年回归，老爷子可能还不会那么快住院。他把他的健康献给了九七回归。的确如此，九七回归以前，吴学谦的生活很有规律；而长时间的香港回归交接仪式，对吴学谦的健康是有影响的。不过，也不能说得那么绝对，要是他不参与此事，也是可能要得病的。

九七回归以后，工作时永不倒时差的吴学谦，好像永远倒不回来了。白天困了就要睡，半夜两点起来，还叫身边人烧饭。吴晓镛说，后来父亲有点糊涂了，1998年开始住院了。

吴晓镛很后悔没有跟父亲多交流。因为在他看来，父亲不是很会讲故事的人，也没留下什么回忆录。他父亲的故事最终都带走了，以后谁也不能替他走了。

吴学谦去世后，在送葬父亲的路上。走在长安街，吴晓镛想了很多很多有关父亲的故事。那一刻，他说：“我觉得挺自豪。”

参考资料：《清明一生，清明一别》、《忆吴学谦同志》、《吴学谦同志是我们敬佩的领导和师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