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89年5月15日至18日，苏共中央总书记、苏联最高苏维埃主席团主席戈尔巴乔夫对中国进行了正式访问。邓小平在人民大会堂跟他进行了最高级别的会晤，双方本着“结束过去，开辟未来”的精神，实现了中苏关系的正常化。
5月16日中午，邓小平设宴款待戈尔巴乔夫一行。席间，两人有过一段耐人寻味的对话：
戈尔巴乔夫说：“现在我要完成我国领导人的一项重要委托，即邀请你去苏联访问。”
邓小平回答说：“我出国的使命已经完成了。如果3年前解决了柬埔寨问题，那我真的要到苏联去。可能去远东，也可能是莫斯科。现在已经过去3年了，我这个年龄不允许了，我感谢你的盛情邀请。”
戈尔巴乔夫不甘心，继续说：“尽管这样，但是我们仍然向你发出邀请。一旦你得出结论可以访苏，我们将随时欢迎你去。”邓小平沉默了一会，回答说：
“我这一生只剩下一件事，看来恐怕做不成了，就是台湾问题。调整了与日本的关系，与美国的关系，也调整了与苏联的关系。确定了归回香港，还未到期，但也确定了。这是对外关系问题。”
众所周知，每个领导人晚年或多或少都有遗憾，邓小平也不例外。如今已经85岁高龄了，邓小平认为自己很难看到台湾回归的日期了。也是在这次交谈中，邓小平对戈尔巴乔夫说出自己晚年的遗憾：
“解决台湾问题就是两只手，两种方式都不能排除。力争用右手争取和平方式……实在不行，还得用左手，即军事手段。”
邓小平对台湾问题耿耿于怀，一个重要原因这是毛主席生前交给他的任务。据资料，早在1975年蒋介石曾秘密邀请毛主席赴台，毛主席思虑再三便决定由邓小平前往。
这究竟是怎么一回事呢？蒋介石为何此时邀请毛主席赴台？双方又是通过何种渠道达成某种共识？首先必须明确一点，对于台湾问题，蒋介石和毛主席都坚决认为台湾是中国不可分割的一部分。
1950年9月26日，蒋介石针对美国当局炮制的“台湾地位未定论”，企图制造“两个中国”发表演讲。蒋介石义正言辞地说：“台湾是中国的一部分，在法律上是没有问题的，台湾是在甲午战争中被日本夺去的，二次大战中苏、美、英都公开声明战后将台湾归还中国，几个重要的文件都承认了这一点，因此台湾是中国的。”
1955年1月28日，新西兰在美国的怂恿下，向联合国突然提交了一件提案，把大陆和台湾之间进行的军事斗争（炮击金门）说成是“国际冲突”，提议由联合国出面“斡旋双方停火”，其歹毒用意是让美国出兵台湾，将中国的内政问题国家化，制造“两个中国”。
对于美国的用意，大陆和台湾当局都非常清楚，这是司马昭之心路人皆知。周总理代表中国政府发出严正抗议：
“如果美国政府以为可以用战争威胁来吓倒中国人民，来使中国承认‘两个中国’，承认美国侵占台湾和侵入台湾海峡的行动为合法，那是梦想。中国人民是吓不倒的……我们可以预言，如果美国硬要把战争打到中国头上，我们是一定能抵抗到底的，我们决不屈服。”
蒋介石也明确反对这一提案，他在当年2月8日“国父纪念日”大会上，就国际形势发表了长篇演讲，强烈谴责美国制造“两个中国”：
“有人说台湾地位还没有确定，妄想在停火后另行寻求所谓解决的办法。这种说法不仅是违反法律，而且是完全抹煞事实的谬论。他们的用心，显然是别有阴谋所在。回忆1943年我和美国罗斯福总统及英国首相丘吉尔在开罗会商对日作战和战后有关问题的解决，会后我们曾发表共同宣言，其中规定：凡日本自中国所窃取之领土，如东北各省、台湾澎湖，均应归还中华民国。这个宣言，后来为《波茨坦协定》所接受，又为日本在投降时所接受，当然具有法律根据和完全效力。”
换句话来说，大陆和台湾当局就台湾归属问题是一致，并且以不同的形式表明立场，加上苏联在联合国的配合支持，新西兰提案最终没有获得通过。我们知道，自从国民党败退台湾后，蒋介石不停叫嚣要反攻大陆。
此后，被誉为“两党秘使”、“和平国士”的曹聚仁开始行动起来，他多次前往大陆。在生命的最后22年时间里，曹聚仁为实现祖国统一大业奔走呼号。据公开资料，从1956年到1959年，曹聚仁先后六次被邀请回大陆，毛主席曾两次接见他，而周总理、陈毅以及张治中等人也先后跟他会谈。
笔者查阅资料，发现1993年的《人民日报》曾刊发了一篇文章，披露了当年毛主席筹划对台工作的内情。文章写道，1956年10月间，毛主席在北京会见“有关朋友”（即曹聚仁）时表示：
“如果台湾回归祖国，一切可以照旧，台湾现在可以实现三民主义，可以同大陆通商，但是不要派特务来破坏，我们也不派‘红色特务’去破坏他们，谈好了可以签个协定公布。台湾可以派人来大陆看看，公开不好来就秘密来。台湾只要与美国断绝关系。可派代表团回来参加人民代表大会和政协全国委员会。”
很遗憾，由于种种原因，曹聚仁生前没能看到国共再次合作，他于1972年7月23日病逝。反观蒋介石，随着年龄增长、大陆实力日益增强，他已经没有当初的野心，他开始回归家庭，出现在公众面前的次数越来越少。1972年3月，蒋介石当选为第五届“总统”，已经88岁的高龄的蒋介石无比思念家乡，渴望回奉化老乡，实现叶落归根。
事实上，随着中国恢复联合国合法席位、美国尼克松成功访华以及中日关系改善，这一系列的重大事件让台湾当局在国际上的处境急转直下，形势对大陆方面非常有利，而蒋介石也在考虑跟大陆改善关系。
毛主席率先开始行动，当尼克松访华时，他巧妙地把蒋介石“拉入”中美这次历史性对话中。毛主席跟尼克松握手时以幽默的口吻说：“我们共同的老朋友蒋委员长对这件事可不赞成了。”
毛主席这句话特别高明，直接将三方目前的关系巧妙地表达出来。这时尼克松笑着问：“我听说台湾蒋介石称呼主席为‘匪’，不知道主席称呼他什么？”毛主席哈哈大笑，一旁周总理说：“一般来说，我们叫他们‘蒋帮’。在报纸上，有时我们也称他作‘匪’，他反过来也叫我们‘匪’，总之，互相对骂就是了。”
周总理话音刚落，毛主席又说：“实际上，我们同他的交情比你们长得多。”1973年2月28日全国政协在北京举行纪念台湾省人民二二八起义的活动。同时，当“乒乓外交”打开中美建交大门后，体育运动又成为了“先锋”，毛主席再次发出指示：
一、体育部门要积极行动起来，主动要求台湾运动员、教练等来北京参加亚非拉乒乓球友好邀请赛、亚运会、全运会等比赛；二、对接受邀请回国参加比赛的旅日、旅美、旅欧等海外的台湾籍同胞要热情接待；三、相关部门、人员要行动起来，召开座谈会、联欢会来阐述大陆现阶段对台湾的政策。
由于曹聚仁当时已经病逝，蒋介石一时也无法找到合适的“中间人”，而毛主席已经想到了一个合适的人选，这个人就是章士钊。可毛主席又颇为犹豫，因为章士钊已经92岁高龄，还患有重病。
章士钊获悉后，当即给毛主席和周总理写信，表示自己见不到国共和谈重启、祖国统一，将是自己一大遗言，“我这一生最后的一个愿意就是台湾的回归。”1973年5月下旬，一架中国民航专机搭载章士钊一行降落香港启德机场。
为了保证章士钊工作顺利，周总理给他安排了警卫、医生、护士、厨师、保姆等，要求大家24小时待命。来到香港第一天，章士钊就立即接触台湾方面的人士，转达中共和谈的条件，以此打通跟台湾当局的联系。
章士钊还让女儿章含之回北京，让她转告毛主席、周总理他最多在香港呆三个月就回去，会想尽办法建立联系，定不辱使命。然而，章士钊因事务繁忙，加上水土不服，病情恶化，于当年7月1日在香港病逝。
由于章士钊病逝，这次大陆主动跟台湾当局建立联系没有实现目标。但是，蒋介石还是注意到章士钊在香港的一些活动，他意识到这是大陆方面向他释放某种信号。乡情难移，人老了更会思念家乡，何况蒋介石本身就是一个孝子，这一次蒋介石决定主动出击。
1975年春节过后，自感时日不多的蒋介石开始行动，他找来国民党元老陈立夫，指示他通过香港秘密渠道跟大陆联系，邀请毛主席来台湾。蒋介石此时找到陈立夫，并不是一时心血来潮，而是深思熟虑的结果。
陈立夫去了台湾之后，随着年龄增长，思想变化很大，他对统一大业表现极大的关心。据身边人回忆，晚年陈立夫对台湾回归的形式、思想基础、形式、前景等都进行了很深的思考，并多次呼吁、多方联络，为促进两岸关系的改善做了很多工作。
早在1973年，陈立夫便缅怀热情写了一篇呼吁祖国统一的文章，后发表在香港报刊上。陈立夫写道：“中国统一的真正实现，使世界知道，中国人是不可欺的”、“没有一个帝国主义者愿意中国统一的。我们中国人，不论在大陆、在台湾、在海外都会额首称颂化干戈为玉帛。”
陈立夫认为国共两党之前有过两次合作的先例，他国共能从民族大义出发，以大事小，不计前嫌，效仿北伐和抗日国共两度合作的前例，开创再次合作的新局面。如今陈立夫接到蒋介石指示，他特别高兴。
当时毛主席、周总理的身患重病，毛主席在收到陈立夫的消息后，便找到第一副总理邓小平对他说：“两岸要尽快实现‘三通’，你可以代表我去台湾访问。”为了表明再次进行谈判的诚意，毛主席还指示特赦了全部在押的293名战俘，包括3名伪满洲、伪蒙疆自治区人员，290名国军战犯。
对于这批战犯，党中央作了说明：“对这次特赦释放的全部在押战犯每人都给以公民权；有工作能力的，安排适当工作，有病的，和我们干部一样治；愿意回台湾的，给足路费，提供方便，去了以后愿意回来的，我们欢迎。释放时，每人发给新制服装和一百元零用钱，把他们集中到北京开欢送会，由党和国家领导人接见宴请一次，然后组织他们参观学习。”
消息传开后，蒋介石很清楚大陆方面此举的用意。陈立夫则激动不已，他专门在香港报纸上发表了一篇名为《假设我是毛泽东》的文章。陈立夫写道：“欢迎毛泽东或者周恩来到台湾访问与蒋介石重开谈判之路，以造福国家人民。”
然而，就在此时蒋介石病逝，这意味着海峡两岸的沟通再次中断。所以，当毛主席得知蒋介石病逝后，一脸凝重地说：“知道了！”他深知蒋介石的去世，和平统一的难度必将加大，而自己也重病缠身，台湾问题恐怕只能有后人来完成了。
在蒋介石离去几个月后，1976年1月周总理与世长辞。在生命最后时刻，周总理还要求见一见罗青长，当时他是中共中央调查部负责人，也是中共中央对台工作领导小组的副组长兼办公室主任。
罗青长后来在一次接受采访时表示，周总理当时是交代他不要忘了台湾同胞，更不要忘了在台湾的老朋友，像张学良、张镇等人。不久，毛主席也与世长辞，解决台湾问题便落在了邓小平的肩上。
随着时间推移，大陆逐渐开始“一国两制”的伟大构想。1981年9月30日，叶剑英元帅以中华人民共和国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长的身份，向新华社记者发表谈话，进一步阐明台湾和祖国大陆实现和平统一的9条方针，建议国共两党对等谈判，实行第三次合作，共同完成祖国统一大业。
短短4个月后，邓小平在接见外宾时说：“九条方针是以叶剑英委员长名义提出来的，实际上就是‘一个国家，两种制度’。”这是大陆方面第一次明确提出“一国两制”的概念。进入80年代后期，蒋经国日渐衰弱，自感来日无多，于是开放了民众赴大陆探亲。
蒋经国与蒋介石一样，他坚持认为台湾是中国不可分割的一部分，多次表示：“两岸毕竟是血脉同根，政治歧见，难道一直能够让台湾海峡成为阻隔民族来往的鸿沟么？”当大陆频繁向台湾伸出橄榄枝后，蒋经国也多次派自己的挚友沈城到北京探路。
沈城一到北京便得到中共方面的高度重视，受到邓小平、叶剑英等人的接见。在听了沈城的汇报后，蒋经国认为中共很有诚意，国共两党进行再次谈判是可行的，只是一些具体的细节问题需要商定。于是，1987年下半年设立了大陆工作指导小组。
这时蒋经国身体不容乐观，可他认为自己这时一件大事，需要考虑的更为周全，决定在1988年1月初的国民党中常会上讨论赴北京谈判的人选。然而，1988年1月13日，蒋经国病逝，这意味着他亲自推动了两岸谈判也随之中止。
蒋经国去世后，台湾局势波澜云诡。因此，邓小平在见戈尔巴乔夫时才有那番话。邓小平后来感慨地说：“如果蒋经国还健在，中国的统一就不会像现在这样困难和复杂。国民党和共产党过去有过两次合作的经验。我不相信国共之间不会有第三次的合作。可惜，经国死得太早了。”
最后，祖国必将实现统一！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