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71年8月15日,主席南巡,这次载入共和国史册的南巡共历时29天,沿途接见干部时,主席首次公开且严厉地抨击了林彪:“要光明正大,不要搞阴谋诡计!”
主席在这次南巡中,沿途先后召见了武汉、广州、福州、南京、北京5大军区的司令员及政治委员,与河南、湖南、湖北、广东、广西、江西、福建、浙江、江苏、上海、北京等11个省、市、自治区的党政负责人进行了个别谈话。
在沿途的历次谈话中,主席对这些同志总结了党的历史经验以及历史教训,旗帜鲜明的提出了:
“要搞马克思主义、不要搞修正主义。要团结,不要分裂。要光明正大,不要搞阴谋诡计!”
并首次公开抨击林彪:
“……有人要分裂党,急于夺权。他那个讲话,没有同我商量,什么‘人民解放军是我缔造和领导的,他亲自指挥的’,缔造就不能指挥吗?”
当谈到军队时,主席的用词更是大为严厉:
“在空军,把一个20岁的人捧为‘超天才’,这有什么好处?重大问题,重大原则,我是不会让步的!军队要统一,我就不相信解放军会跟着他走!
什么‘顶峰’、什么‘一句顶一万句’?名曰树我,不知树谁人?说穿了就是树他自己。不设国家主席,我讲了6次,一次就算讲了一句吧,就是6万句,他都不听嘛,一句也不听!”
主席还向参与谈话的领导干部们推荐了一本书,清代政治小说《何典》,并将书中的一首诗拿来做了比喻:“说嘴郎中无好药,死病无药医,药医不死病,一双空手见阎王。”
这实际上已经是在对林彪隔空喊话,希望其悬崖勒马,能够幡然悔悟!
林彪从主席的这次南巡谈话中嗅到了危机,9月7日,林立果向“联合舰队”下达一级战备命令。
千钧一发之际,主席凭着敏锐的洞察力,9月10日果断地提前离开杭州,甚至在11日途经南京时,都来不及再次接见已于站台上迎候多时的南京军区司令员许世友。
最终,主席专列于9月12日顺利返回北京。
专列到达北京丰台之后,并没有驶入车站,而是停靠在一条铁路支线连接着的一个兵站里面。
随后,中央政治局与军委的许多重要领导同志都来到这里,主席就在这里与领导们开了两个多小时的会议,之后,专列才缓缓地驶入北京站。
仅仅10几个小时之后,9月13日零点32分,林彪乘坐256号三叉戟从山海关仓皇出逃。
1971年9月13日这一夜,注定成为中国现代史上最为惊心动魄,载入史册的一夜!
9月14日中午,周恩来接到外交部驻蒙古使馆的紧急电告:
“256号三叉戟坠毁在蒙古温都尔汗,机上8男1女全部死亡。”
自13日零时32分,256号三叉戟从山海关机场飞走后,周恩来受主席委托在人民大会堂会议厅紧急召开政治局临时会议,布置应变措施。
直到14日中午接到使馆电报,得知林彪机毁人亡,葬身温都尔汗,周恩来已经连续整整30多个小时,未眠未食了。
“913事件”发生后的第10天,1971年9月24日,黄永胜、吴法宪、李作鹏、邱会作先后接到中央办公厅通知,要他8点30分准时到人民大会堂参加会议,黄永胜心里明白,去了就回不来了。
“913事件”之后,黄永胜、吴法宪、李作鹏、邱会作四人在行动上仍然是自由的,中央给了他们整整10天时间。
“看他们10天,让他们主动交代问题,争取宽大处理,老同志,允许犯错误,允许改正错误,交代好了就行!”
但黄、吴、李、邱“四大金刚”在这10天里什么都没向中央交代,中央办公厅主任汪东兴后来回忆道:
“中央本来看在他们是老同志,是给了机会的,但他们在这10天里却什么都不说,只顾着烧文件!”
于是,10天时间一到,9月24日,中央办公厅奉命通知黄永胜、吴法宪、李作鹏、邱会作四人,于早8点30分到人民大会堂福建厅“开会”。
最先到达的是黄永胜,一下红旗轿车,萎靡不振的黄永胜立马挺直腰杆,虽然已预感到结局,但黄永胜仍然尽量地保持住一个将军该有的军人仪态。
稍顷,另外三辆红旗轿车先后到来,他们是吴法宪、李作鹏、邱会作。
吴法宪身材矮胖,绰号“吴胖子”。李作鹏抗战时被日军施放的毒气熏瞎了一只眼睛,绰号“李瞎子”。邱会作又高又瘦,和吴法宪的身材形成了强烈的视觉反差。
四人刚走进大厅,跟在他们身后的随身警卫和秘书就被拦了下来,四人早已预知结局,竟无一人出言发问,连头都没回,自顾自的在福建厅落座,彼此间对视一眼后,均默不作声。
半晌,一扇侧门打开,几名军人鱼贯而入,表情庄重严肃分列两边,周恩来手拿一份文件从另一扇侧门快步进到福建厅,环视四人一遍,而后宣读文件:
“中共中央决定:黄永胜、吴法宪、李作鹏、邱会作不再负责现职工作,限令离职反省,彻底交代,军委日常工作交由叶剑英同志主持。”
文件念完,几名军人走上前去,两人押一个,立即将四人架出福建厅,押往北京卫戍区位于顺义县的某师师部隔离审查。
黄永胜、吴法宪、李作鹏、邱会作早有心理准备,既不申辩,更不反抗,唯有黄永胜经过周恩来身边时小声嘟囔了一句:
“我与逃跑的林彪没有一丁点关系!”
同样就在这个“福建厅”,4年前的黄永胜可不是现在这个样子,此时的黄永胜,早已没有了几年前的豪气和威风。
1967年1月22日召开的军委碰头会,当主席走进福建厅时,黄永胜领头高呼:“毛主席万岁!”
众人呼声刚落,主席皱眉道:“你就是讨人嫌!”
会后随同来京的黄永胜夫人项辉方听说此事有些担心,黄永胜笑道:
“我17岁就跟着主席秋收暴动上井冈,名字都是主席给取的,我喊毛主席万岁是发自肺腑,决不是口号。这一点上,主席是了解我的!”
1927年9月9日,年仅17岁的黄叙全参加主席领导的秋收起义,随后上了井冈山。
井冈山上,主席对他说:
“革命不讲价钱,叙全与叙钱容易混淆,这个名字得改一改,就叫黄永胜吧,永胜永胜,永远胜利,百战百胜!”
就这样,17岁的黄叙全变成了黄永胜,从战士、班长、排长、连长、营长,一级一级做上来,直到建国后出任广州军区司令员,解放军总参谋长,这样的履职经历在我军高级将领中,真可谓凤毛麟角。
1933年,黄永胜任红1军团红1师红3团团长时,师长郭炳生对革命产生动摇,暗地里悄悄说动另外两个团长率部出逃投敌。
黄永胜发现部队异动,星夜兼程带着自己的红3团追击出逃部队,最终成功说服两个团长带部队返回驻地,唯独劝不动师长郭炳生,为避免火拼,黄永胜放了郭炳生一马,让他带着数名亲信单独离去。
为此,主席和朱老总亲自给黄永胜颁授了一枚红星勋章。
表彰大会结束,主席问他:“郭炳生想跑,三个团,他为什么单单丢下你的3团,不劝你一起跑?”
黄永胜回答:“他哪敢来劝我嘛?我的名字都是你帮我取的,谁不知道啊?他劝谁都不敢来劝我,劝我不是找死吗?”
主席听完哈哈大笑,接着又问道:“那你为什么不把郭炳生抓回来?而是把他们放走了呢?”
黄永胜回答:“当时我只能说来去自由,是走是留,大家自己选择。两个团愿意跟我回来,是因为我讲的话有道理。但我如果要抓郭炳生,我的讲道理就变成不讲理了。”
主席听完黄永胜的回答后,向旁边的朱老总说道:“这个黄永胜聪明得很呐,不简单啊!”
黄永胜爱玩,尤好跳舞。东北野战军诸多高级将领中,就他胆子大,每每战事一完,便将部队交给政委,自己却偷偷跑去哈尔滨跳舞。
在这一方面,非议极多,经常被人诟病!
面对干部战士反映上来的问题,林彪总是从旁周旋,曾当着罗荣桓政委的面,对前来反映黄永胜问题的三兵团司令员程子华说道:
“你们也不要一天揪着别人的小辫子不放,辽西三战三捷,黄永胜兵不过两万五,半月歼敌一万六,功劳不小。千军易得,一将难求啊!打仗以外有点爱好也没有什么不好,只要不是原则问题,以后再不要说这事了!”
程子华听罢,也只好不再作声了……
黄永胜,1955年被授予上将军衔,1983年4月26日,于青岛病逝。
后人写历史人物往往不太好写,特别是像林彪、黄永胜这类特殊的历史人物,更是不好写。往多里写,涉题材敏感,往往审核不过。往少里写,一笔带过,又让人看得云里雾里,不明所以……
战争年代的林彪,性格比较直率,有什么就说什么,从不藏着掖着。对于自己的观点,哪怕幼稚,哪怕短视,都敢于摆到桌面上畅所欲言。
在这一点上,林彪建国前与建国后的性格简直判若两人!
1929年,当革命处于最最困难的时期,林彪给主席写了一封“红旗还能打多久”的信,换来了中国革命史上最为著名的一篇巨著《星星之火,可以燎原》!
这是主席对——以林彪为代表的动摇者们的一次深刻的思想教育!
主席在《星星之火,可以燎原》这篇文章中,并没有苛责动摇者的革命意志不坚定,而是气势恢宏地阐明革命道理,苦口婆心地用事实去纠正动摇者的错误观点。
遵义会议后,身为军团长的林彪又发表妄议:“红军尽走弓背路,应该走弓弦,走捷径,否则部队会被拖垮。”
这番言论被聂荣臻政委严肃批评后,林彪不仅听不进去,甚至还对彭德怀说:“现在的领导不成了,你出来指挥吧。我们服从你领导,你下命令我们跟你走。”
如此言论,公开挑拨离间,分裂红军,实质上已经是在挑战中央、挑战主席的权威了。
但主席在会议上也只是用平静的语气说道:“林彪是个娃娃,他懂什么?”
两次立场上的严重动摇,林彪都没有受到任何处分,这是为什么?
主席后来在延安对美国记者斯诺说过:
“有不满,尽可说出来。嘴长在人家身上,不能光让人家吃饭,不让人家讲话。讲出来就好,讲出来就光明正大,讲出来就不是阴谋!”
由此可见,年轻时期的林彪是一个性格耿直的人,尽管动摇,尽管幼稚,但心胸还算坦荡。
林彪中年时期成长为一个军事家,但这个军事家有一个致命弱点:当处于下风时,缺乏逆风翻盘的勇气和能力。
这一点上,从二战四平、三战四平、德惠战役,就体现得淋漓尽致。
守,守不住;攻,攻不下。
而且一旦落败,就一败再败。若不是杜聿明兵力有限,追到松花江边便停住了脚步,林彪就真的只能进山打游击去了……
林彪自出关以后,连续经历二战四平、三战四平、德惠战役三连败。这三连败每一次都败得一塌糊涂,每一次都被敌人追得走投无路。
原东北野战军司令部作战处长苏静,在回忆录中写道:
“四平保卫战失败后,部队从四平撤退到舒兰时,林彪病倒了,交感神经发炎,高烧不退。
从九台出发前,林彪让机要秘书季宗权通知参谋处长李作鹏,让机要组携电台乘汽车一起走。结果,到了舒兰才知道,李作鹏就根本没有安排电台上汽车,机要组用骡马驮着电台,都还在路上,没有及时赶到。
没有电台,林彪就无法联系正在撤退中的各路部队。病中的林彪去到李作鹏住处,见李作鹏正和几个人坐在炕上喝酒。林彪气得脸色煞白,也不说话,双手抓住桌沿一掀,桌子的东西被掀得稀里哗啦。
林彪又抓起炕上的行李、炕下的鞋子,冲着李作鹏他们几个就是一通乱砸。
大家全蒙了,傻眼了……
这些人跟着林彪也不是一天半天了,有的都有10来年了,什么时候见过林彪这样子呀?
长征时过湘江,那么惨烈的湘江战役,那也没见过林彪这样气急败坏的样子。这次显然是乱了方寸,失态了,好一会儿才镇静下来。
四平保卫战打得很被动,局势又那样紧张,林彪的身体支撑不住了,人病了就烦躁,就一反常态的歇斯底里了。”
由此不难看出,林彪当时在东北的局势,确实已经到了火烧眉毛,无计可施的地步了!
反观华野粟裕,1946年12月涟水惨败,输给了张灵甫。但4个月不到,就在孟良崮上报了仇,全歼整编第74军。
1947年7月,粟裕南麻临朐两仗两败后,范汉杰的胶东兵团想捡现成便宜,乘势分四路夹击华野。
粟裕新败不到两个月,便于9月底被迫发起胶东保卫战,10天之内歼灭范汉杰12000余人后,随后主动撤退诱敌深入。
至12月13日,反攻收复莱阳时,华野两个月时间共歼灭范汉杰胶东兵团及各路援军63000余人,重新牢牢掌握住了山东战场的主动权。
而东野林彪从1946年的三连败之后,一直到1948年,整整花了两年时间才恢复了元气,等到攒够了本钱,1月份在公主屯歼灭了陈诚的新5军后,才终于结束了东躲西藏的苦难日子。
从此刻开始,围长春、攻锦州、克沈阳、占天津,下海南,东北野战军凯歌高奏,一路从白山黑水打到了海角天涯。
林彪终于在蜇伏了两年后,挺直了腰杆!
林彪真的打不来逆风战,而顺风战,他最在行!
建国后的林彪就更不好写了,这个时期的林彪城府太深,满腹的心机,和之前井冈山上的那个满嘴跑火车的“娃娃”,已经不可同日而语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