五代十国时期，南方诸国之中地大财阜、兵力强盛者，莫如南吴和南唐。

自李昪执政南吴至南唐建国以后，不但承继了南吴时期的保境息民的国策，而且南唐较于南吴更加注重奖励农桑、澄清吏治，以致于数年间便达到了“境内敉安。户口增殖，财用充足，禁以羡余掊民刻军（语出《资治通鉴》）”，南唐烈祖李昪去世前，南唐德昌宫库中就存有700万缗金帛、军器。

李昪素有一统华夏之大志，但他深知南唐既不占地利（西有楚国扼守长江中游，南有吴越国隔太湖相望），也不占天时（后唐灭后梁占尽道德高地被奉为正朔），所以他曾对着南唐群臣说：“天下之势，低昂如权衡。要当以河山为腹背，然后手足有所运，朕籍杨、徐遗业，抚有东夏。地势未便，犹如绘事，窘于边幅，虽有手笔，无所放纵。”

因此在当时李昪反对南唐宰相冯延巳提议的南征之策，也就是全力征伐与吞并楚、吴越、闽三国的军事主张。为了劝导群臣，还引用刘裕放弃长安回转建康、杨玄感不纳李密西取关中之策、徐敬业不直趋洛阳而游击江南等失败事例来说明只有我们只有持重稳健，积蓄财力，以守图变，然后挥师北伐中原，才是上策。

但当时的南唐宰相冯延巳却不认可李昪，还认为李昪“龌龊无大略”、“不足以集大事也”。

其实真正“不足以集大事也”恰恰是如冯延巳这些眼光只会盯着南方小国的浮躁之徒，李昪认为就算吞并掉楚、吴越、闽三国对于南唐的战略发展也没有重大意义，要想彻底改变南唐的国运，方法只有一个，那就是北伐中原。

然而现在没有到真正的北伐时机，所以李昪才没有打算南唐在此时进行军事扩张，但李昪并不是一直打算固守江南，相反他一直在为北伐中原的事业积蓄国力。

比如后晋灭亡后唐之际，原本投降于辽国的后唐将领卢文进不堪忍受契丹的欺辱，先斩杀契丹将领，然后率领辽境汉人数十万奔回中原，结果受到后晋朝廷的冷遇，愤慨之下转投南唐。

李昪亲自迎接卢文进，封卢文进为宣州节度使，倍加礼遇。不久后，后晋安州节度使安金全反叛后晋，被后晋击溃后，率部南下来投南唐，李昪力排众议接纳安金全，不惧后晋王朝的警告。

由此可见，南唐烈祖李昪如此重用中原降将，意在熟悉北方虚实，待机北伐，这与李昪自己说的先以守图变而后北伐中原的策略相吻合。

公元944年，南唐终于等来的中原之变，辽太宗与后晋少帝石重贵反目，契丹铁蹄马踏中原，后晋与辽国开启长达三年的“晋辽之争”。

但可惜的是，就在中原之变的前一年，公元943年李昪就撒手人寰，他的儿子李璟继位，史称南唐中主。

李璟继位后，弃用李昪为他留下的宿将班底，转而宠信冯延巳、冯延鲁、陈觉、魏岑、查文徽等浮躁短视之徒，而且这五人仗着李璟的宠信在南唐拉帮结派，独断专权，时人称之为“五鬼”。

在“五鬼”的撺掇之下，李璟否掉父亲李昪的北伐中原的既定国策，全力征伐南方诸国，最终虽然闽国与楚国相继被南唐吞并，却让南唐陷入了“国虽灭，但战不停，地不姓李，税不入唐”的战争泥沼中。

从此南唐国势一落千丈，走向衰亡，最终被北边来的北宋王朝所灭。

《十国春秋•南唐卷》记载：“闽土叛涣，竟是迁延之兵，湖湘难定，皆是复变之地，于是闽楚之境，地不加辟，财乏而不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