羚羊觉得主要是三大原因，分别是立国之本、地缘环境和君主意志。
第一个：立国之本南唐国的立国之本是杨吴国，那杨吴国的立国之本是哪里呢？
淮南道。
准确点说是淮南节度使行政辖区。
其实不止杨吴国，五代十国大部分政权的立国之本就是在中晚唐藩镇固有的行政辖区基础上承继或者兼并、扩张而来。
这种形式的立国基础好比戴着镣铐跳舞，有明显的优势，也有明显的劣势。
优势就是一旦拿下节度使治所驻地的大城市，就能迅速统一整个节度使行政辖区，在乱世中拥有一块稳定的根据地。
劣势同样明显，“跨镇如撼山”，百年藩镇的行政辖区边界已经深入人心，合并两个或者多个藩镇，其难度相当之大。
如何打破百年藩镇壁垒，也成为了五代十国乱世枭雄们共同面对的时代命题。
杨吴国就是其中一个很典型的例子。
吴王杨行密虽然贵为“十国第一人”，但终其勇武潇洒的一生，杨吴国实际控制区域依然是在淮南道的边边角角里兜兜转转。
厉兵秣马二十多年，无非是多拿了一个宣歙，江西一直没有啃下来，东边的浙东、西边的鄂岳、北边的徐泗也只是占了一小半块。待徐温主政杨吴之后，才把江南西道全部纳入版图，但杨吴的扩张也止步于此了。
南唐篡杨吴而立，杨吴的局限性，南唐同样继承。
南唐中期，开启了两场声势浩大的灭国之战，虽然灭了马楚和闽国，但短时间内两地又形成新的地方割据势力，不仅阻碍了南唐实质统一南方，反而加速了南唐的衰亡，得不偿失。
其根本原因在于南唐承继杨吴，在打破藩镇壁垒的时代命题上，一直没有找寻到答案。
第二个：地缘环境杨行密所创的南吴国虽然为南方第一大国，军事自主，但他的地缘环境并不好，因为他同样面临着政治孤立和经济被动。
朱温篡唐前后，杨吴国的周围除了江南西道地区保持中立之外，其他如南平、马楚、南汉、吴越、闽国等全部奉后梁为正朔，前蜀初期反梁，没过多久就与后梁互约为兄弟之国，平起平坐，这使得杨吴国在南方陷入绝对的政治孤立。
正所谓战争是政治的延续，杨吴虽然国力雄厚为南方第一，但在他的军事扩张战略上却处处受阻，与马楚九次大战，败六胜一平三，处于相对劣势。
就是因为马楚北连后梁、南平，南结南汉，东睦吴越、闽国，他不是一个人在战斗，类似六国合纵抗秦，杨吴势孤，处处受制。
至于经济被动那更明显，苏州杭州都在吴越国手中，江南赋税重地一分为二，再加上湖北湖南之地都与杨吴对立，在长江黄金水道上对于杨吴形成上游经济压制。
杨行密在后期与吴越国握手言和，也属于迫于经济形势压力，不能同时得罪上游的荆楚和下游的苏杭。
继承杨吴的南唐，也依然选择了该经济策略，大体上保持跟吴越国睦邻友好。
第三个：君主意志在乱世之中，开国之君的意志力极大的，对于本国的气运与气象或多或少都有不小的影响力与塑造力。
吴王杨行密使一个典型的乐天派，但他海纳百川的同时，也同样短视自大，在晚年更是与自己的结义兄弟田頵、妹夫朱延寿反目成仇。
在羚羊看来，杨行密、田頵、朱延寿这南吴集团早期三巨头的火并的负面影响力，不亚于隋末瓦岗军李密诛杀翟让。
杨行密去世后，徐温轻易篡吴，杨氏旧将纷纷改换门庭，二十年后，南唐建立，杨氏子孙的凄惨下场，似乎也印证了这一点。
李昪与乐天派的杨行密不同，是现实主义的生存派，从小当别人的义子，饱受周遭人的轻蔑与敌对，历经坎坷，终成一代君主，想到的第一件事就是“老子打了一辈子的仗，就不能享受享受吗，接着唱歌，接着舞。”
至于他的儿子李璟和孙子李煜，虽然有各自的不同，但总体遵循了李昪生存派的治国理念，终究被唐宋之变的大势湮没。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