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44年，地下党员周迪道被叛徒出卖，落入日本人手中，他转头一想，竟然向日本人投诚：“太君，我愿为您效劳。” 在1944年初，浙东行政公署南山财经委主任周迪道在一次突发的搜查行动中落入日军之手。作为战时抗日人员，周迪道的身份一旦被敌人识破，其结局通常无法预料。然而，在经历了紧张的初步审讯后，日军以一种出乎意料的方式处理了周的情况，提出让他作为内线为日军服务，以获取新四军的内部情报。在这种背景下，周迪道面临了一个关键的抉择。与其被动接受敌人的安排，周迪道选择了一个大胆的策略——利用敌人的计划反过来服务于抗日根据地。他秘密地联络了浙东区委书记谭启龙以及浙东游击队司令何克希，向他们展示了自己的计划：深入敌营，作为双重间谍，为抗日事业提供关键情报。 为了具体实施这一行动，浙东党委在宁波秘密成立了一个专门的反间谍小组，名为“宪兵队密探朱家”。该小组由周迪道领导，成员编号从40X开始，小组成员均为经过严格筛选，具有特殊背景与能力的抗日人员，他们多数曾被捕后又秘密潜入敌营。 这个小组的活动极为隐秘，其存在只有少数高层领导知情。在小组的密切监视下，周迪道开始了他的双重生活，一面与日军的官员们打交道，一面秘密收集敌方的重要情报，为抗日根据地提供支持。这一切的行动均在严密的保密状态下进行，以确保安全和效果。 随着时间的推移，周迪道及其小组的工作逐渐发挥了影响。他们所提供的情报多次帮助抗日力量有效规避了日军的重重围剿和攻击，为战时的策略调整提供了关键的支持。 乐群，在表面的柔弱掩护下，扮演着秘密抗日组织的关键角色。虽然外表看似不起眼，她的背后却是抗日活动中的一股强大力量。 在一次秘密会议上，乐群与丁公量会晤，她被正式任命为400小组的领队。这个名字源自她的代号“400”，标志着这个小组的特殊使命。在乐群的带领下，400小组开始了他们的秘密任务，目的是混入日本宪兵队，打乱敌人的内部结构。 与此同时，日本宪兵队内部的权力斗争十分激烈。铃木的手下分成八个密探小组，它们之间的竞争和不合使得情报体系存在漏洞。这为外部的渗透提供了机会。周迪道被派遣进入这个复杂的网络。他必须提供足够的有价值信息以证明自己的价值，并确保自己的安全。 周迪道在乐群的指导下，向日宪队提供了一系列关于新四军活动的情报。这些信息虽然准确无误，却是精心策划后的失效情报。每次行动，日宪队都会发现自己落入空城，而无法抓住新四军的踪迹。虽然日军的失误引起了愤怒和混乱，但周迪道因此逐渐减少了对他的怀疑。 随着时间的推移，周迪道在铃木眼中的地位愈发重要。他以“朱人达”这一化名，在日宪队中的影响力不断上升，最终成为八大密探中的翘楚。通过他的努力，400小组成功地在敌人的核心安插了一枚钉子，这极大地助力了抗日势力的情报工作。 1945年4月，一则报道在报纸上引起轩然大波，报道称铃木，一个在中国的日本公务员，正试图变卖个人物品，筹集资金寄回日本给其妻子，显露出一种明显的逃离意图。这一行为立刻被视为对战争的不忠，结果铃木遭到了上级的严厉斥责和职务的暂停。 情急之下，铃木怀疑是与他有过接触的王福林泄露了这一信息。王福林是400小组的一员，之前曾应铃木之请帮助其寻找信封和信纸。铃木随即下令对王福林的背景进行秘密调查，试图找到一个替罪羊。 然而，真相远比表面所见复杂。实际上，铃木的言行是由同为特工的莫奇观察到，并向400小组报告的。王福林只是将这些信息整合后上报给了乐群，最终这些信息被丁公量接手，并不慎被技术书记误用作报纸报道，误将其描述为日军即将崩溃的迹象。 情报一旦公开，即引发了严重的后果。丁公量深知事态的严重性，迅速制定应急计划，这包括在必要时撤离王福林，甚至可能需要整个小组撤退。 在危机四伏的情况下，周迪道采取了一项大胆的策略。他与莫奇“假结婚”，并搬到了宁波的一栋洋房居住。这栋洋房的房东，徐章翠，曾在日本生活多年，熟悉日本语言和文化，非常受铃木的信任。周迪道利用这一点，来到徐章翠家中，假装询问铃木卖家当的那一天王福林是否在场，以此探听真相。 徐章翠告诉他，那天王福林并未出现，而是莫奇和一名日伪乡长阿比在场。得知这一情报后，周迪道迅速行动，通过新四军的关系，警告阿比短期内不得再来宁波，以避免其在对质中泄露莫奇的身份。 与此同时，周迪道和徐章翠为铃木准备了一桌地道的日本料理，通过亲近的方式，徐章翠向铃木表示，阿比的中文水平足以让他听懂并传播不利于铃木的言论。她还表明，王福林与阿比不同，是一个可靠且守口如瓶的人。铃木因此被说服，将怀疑转向了阿比。随后，阿比神秘地“失踪”，进一步证实了其“罪行”。 来自 慈溪市新四军研究会编. 慈溪革命前辈名录[M]. 2014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