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70年12月，十八岁的我报名入伍，穿着上绿下蓝的军装，来到唐山机场，吃上了每

1970年12月，十八岁的我报名入伍，穿着上绿下蓝的军装，来到唐山机场，吃上了每天0.55元的后勤灶。 当时，在唐山机场，我们每周都会在大操场上，看一次露天电影。在通知各连队来看电影时，用的是机场大礼堂的高音喇叭。所以，往往在通知各连队的同时，机场附近村子的乡亲们，也都听到了。每每到此，他们都是相互转告，然后三五成群地来到机场看电影。无论大人、小孩，都带着小马扎、小板凳，有的老乡甚至还扛着木棒、搬来砖头当座位。 记得在机场第一次看露天电影时，当我看着热热闹闹、熙熙攘攘，人数已经比我们还多的乡亲们时，心里真是有种说不出的亲切感。那也是我第一次，真真正正地感受到了“军民鱼水情”、“军民一家亲”。等电影散场，乡亲们走了，大操场上留下一部分砖头、石块时（大部分乡亲都会带走），我们也都会默默地把它们打扫干净。 除了看电影，“军民一家亲”、“军民互帮互助”，还体现在生活中的方方面面。记得当时，在机场，每每到了冬天下大雪时，周围村庄的乡亲们就会自发地扛着铁锨、拿着扫把，浩浩荡荡地来到机场跑道上，帮助我们清理积雪。因为老乡们知道，大雪覆盖跑道会影响训练，所以有时候他们甚至比我们去的都早（天不亮就去了）。记得有一年冬天（1974年），一场大雪过后，跑道上结了冰。见状，老乡们纷纷赶来，用镐头、铁锨、锤子，夜以继日地帮我们凿冰、砸冰。当时看到这一幕的我，心里真是满满的感动。 除了乡亲们来帮助我们，每年在农忙时（夏收、秋收），机场也会组织战士们进行助民劳动。记得有一年收麦子（因为那年风调雨顺，所以麦子长得特别好，收成也很好），知道我们要来帮忙拔小麦，公社领导就带着我们去了公社里收成最好的一个生产队（当时，那水浇地里的小麦，将近有半人高）。 麦子熟时，因为麦田已经干透了，所以非常难拔。记得当时，在拔麦子时，有的战友因为没攥紧，不但拔不起来，反而还会划破双手（当时，我的双手也被划了很多口子）。但无论再热、再累，再苦、再难，我们都是咬着牙坚持，没有一个人放弃。因为正值五月底，天已经热了起来，再加上我们干的起劲，所以每个人都是汗流浃背，衣服也全都湿透了。 而且，麦子拔起来后，还要在脚上磕一下（磕掉麦根上的土），这样一来，那荡起的尘土，就跟我们身上的汗水和成了泥，在远处看，整个人都是黑乎乎的，简直是“泥人”。因为每天天不亮，我们就来到地里拔小麦，所以每每等到天亮时，我们相互看着黑乎乎的对方，都是哈哈大笑。 记得在第一次帮乡亲们拔小麦时，我还很疑惑，为什么乡亲们要拔麦子，而不是用镰刀来割，用镰刀来割，明显更容易。等到后来，我才明白，原来，拔完麦子后，乡亲们马上就要抢种玉米和大豆，因为时间紧迫，所以地里不能留下麦根（再加上，当时的麦根，可是很好的柴火）。 每天，拔完小麦后回到村里，吃着乡亲们用大铁锅给我们焖的高粱米饭（每人一根大葱，就是菜了），那亲切感、满足感，真是难忘（有的战友因为第一次这样吃，还闹了肚子）。因为每天都是从早上干到晚上，工作强度很大（那也是我第一次，真真切切地感受到了乡亲们的不容易），所以前几天，大家还都能咬牙坚持。可一连几天下来，我们从地里干完活回来时，腿疼的都迈不过老乡家的门槛。记得当时，在过门槛时，我们都是先用双手抬起一条腿进去，然后再抬起另一条腿进去，那场面，真是既痛苦又滑稽。 同时，因为乡亲们家里没有脸盆架，脸盆都放在地上，而我们腰疼的弯不下去，也够不着脸盆，所以到最后，我们干脆就不洗脸了，直接睡觉。一连十天下来，乡亲们看我们连走路都变了形，很是心疼，就让我们去打麦场，用铡草刀铡麦根（这活稍微轻松一点）。 帮助乡亲们“双抢”，拔半个月麦子，真是累得我们站着就能睡着。可无论再苦、再累，我们每个人的心里，都很满足，因为这正是“军民一家亲”的最好见证。 —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