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37年4月20日，妻子从远处望见日本宪兵包围了丈夫的小铺，她强作镇静走进小铺，发现丈夫被捕了。丈夫冲她使了个眼色，示意她不要说话。 阿格拉费娜看着丈夫张宗伟被宪兵队士兵打的鼻青脸肿，口吐鲜血，眼睛不禁红了起来，脸上充满了愤怒，极力控制着自己想要冲进去拯救丈夫的冲动。 在1930年代，哈尔滨涌现了一批神秘的中共地下交通员，张宗伟是其中的代表之一。 1929年，张宗伟携带家人从黑河金矿地区迁至哈尔滨。 在这期间，张宗伟因过度劳累导致的肺病迫使他长时间在家休养。 张宗伟的秘密活动很快得到了当地共产党党员袁品富的注意，袁品富是与他同住在一个大杂院中的油漆工人。 袁品富向党组织汇报了张宗伟的情况，并最终推荐他加入中国共产党。 加入党组织后，张宗伟的家便成为中共满洲省委的一个重要联络站点。 1932年，省委决定建立一个印刷厂，并选择了张宗伟经营的杂货铺作为掩护。 这个印刷厂位于杂货铺的后屋，而前屋则继续作为商铺对外营业。 张宗伟在经营杂货铺的同时，还负责为省委机关取送宣传品和印刷文件。 1933年，满洲省委的主要联系人被捕后，省委基于张宗伟细致、认真的工作态度和过往表现，决定让他接手工作。 他头戴礼帽、身着长衫，脚踏一双黑皮鞋，随身携带一个具有夹层的藤条箱。 一次，张宗伟在列车上遭遇例行搜查。 他机智地取出藤条箱夹层中的文件，并迅速将其吞下，避过了敌人的搜查。 这个藤条箱后来成为重要的物证。 1936年，随着中共满洲省委的撤销，张宗伟被安排到共产国际交通局工作。 形势日益严峻，他依然未放弃秘密活动，开设了一家杂货店作为新的秘密联络点。 1937年春，哈尔滨特委宣传部部长傅景勋叛变，许多革命同志和爱国志士被捕。 当张宗伟送走一位同志后不久，日本宪兵破门而入，他们在地窖中搜出了大量的秘密文件。 张宗伟的妻子阿格拉菲娜见状，不顾一切地冲入店内，被日本宪兵粗暴推出。 在此之前，张宗伟年少时期请为了改善家庭的经济状况，独自外出谋生。 他的第一站是济南，一个偶然的机会让他成为前往俄国工作的劳工之一。 在异国他乡，张宗伟不仅从事矿工工作，还加入了苏联共产党和红军游击队。 1920年，张宗伟在游击战斗中受伤，被迫暂时退出战场，在一位俄国妇女阿格拉菲娜的家中养伤。 这段时间里，两人的关系迅速发展，不久后便结为夫妻。 1921年，张宗伟与阿格拉菲娜回到中国东北。 他重操旧业，再次成为一名矿工，但因为他的语言技能和国际经验，不久后他又被推荐为翻译工作。 不幸的是，长期的矿工生涯对张宗伟的健康造成了严重影响，他患上了肺病。 随着病情的恶化，张不得不放弃翻译工作，家中经济重担全落在了妻子阿格拉菲娜身上。 阿格拉菲娜不辞辛劳，日复一日地在地主家做杂工。 即使健康状况每况愈下，张宗伟的政治热情并未减退。 他常常忍着病痛，参与秘密的革命活动。 1931年，他在袁品富的引荐下加入了中国共产党。 经过多年活动，1937年，当张宗伟的妻子赶到杂货店帮忙时，突然发现店铺周围聚满了日本军人。 尽管内心极度震惊，她还是强装镇定，直接走进店铺。 阿格拉菲娜仍步入商店，假装购物。 在商店里，她透过后面房间的门缝，看到张宗伟正被两名宪兵押着，而其他几名宪兵则在房间内搜查。 在这危急时刻，张宗伟与妻子目光交汇。 张宗伟被捕后遭受了严刑拷打，日军试图从他口中得知更多抵抗组织的情报，但他坚守信念，未透露任何信息。 数月的折磨后，于同年7月27日，张宗伟在囚禁中因折磨过度而壮烈牺牲，时年55岁。 阿格拉菲娜面对丈夫的逝去，她未再婚，并独自将五个孩子抚养成人。 抗日战争取得胜利之后，冯仲云担任松江省政府主席兼哈尔滨工业大学校长与著名将领周保中联合提议，在哈尔滨建立东北烈士纪念事业管理处，并相继建立了烈士馆、陵园及纪念碑。 在他的努力下，哈尔滨的东北烈士子弟小学成立，专门接收烈士的孩子们。 冯仲云的家中常住许多烈士的孩子，家里一度同时住着30多个孩子。 他还接纳了张宗伟的一家五口，还让他的儿子进入烈士子弟学校学习。 参考文献：[1]王秀红.东北抗联红色文献数据资源开发利用研究[J].图书馆工作与研究,2024(4):53-60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