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36年，神枪手王树声被困大漠，神秘恩人的下落60年后才被找到。 王树声年仅十岁，便因父母双亡承担起家庭的重担。 1926年，王树声被介绍加入中国共产党，同年麻城县也爆发了农民运动。 王树声不仅积极宣传马列主义，还热心组织农民协会。尤其是在罗家河，王树声面对恶名昭著的地主丁枕鱼及其子丁岳平，不畏强权，果断捕获并严惩这对横行乡里的父子。 王树声对付自己大舅——外号“狗老八”的地主。 王树声亲自带队逮捕并处决了这位地主，这一行动在民众中传为佳话。 随后，他参与了反抗以丁岳平为首的红枪会的斗争，这支队伍在“四·一二”政变后试图包围麻城县。 王树声在麻城县抗击红枪会的守城战斗中，他首发命中击倒红枪会的师爷。 随着战斗的进行，王树声还巧妙地使用土炮对敌进行有力的打击。 1927年的“八七会议”后，王树声积极响应党的方针，参与并领导了麻城和黄安的农民暴动。 他在起义中的表现赢得了高度信任，最终在黄安召开的祝捷大会上，王树声被任命为工农革命军鄂东军的第二路军分队长。 1927年，革命形势严峻，王树声在黄安成立了革命武装，却迅速遭到国民党军的重兵围攻。 12月5日，国民党军一个师对黄安发起突袭，王树声带领战友们奋勇抗敌，虽然最终城池失守，但他们在群众的支持下屡次化险为夷。 1928年2月，王树声在木兰山与旧部重逢，继续发动游击战争，不久后建立了柴山保武装割据区，并将部队改编为中国工农红军第11军第31师。 1931年11月，红军第四军成立，王树声被任命为第11师师长，并成为徐向前的得力助手。 在黄安战役中，他带领部队在红军首架飞机的配合下成功围歼了驻守黄安的敌军。 随后的商城、潢川战役中，王树声与第10师共同作战，成功斩断敌人退路 由于张国焘的失误，红四方面军在1932年不得不撤出鄂豫皖根据地。 在战略撤退中，王树声担任73师师长，率部突破敌重围，越过平汉路，冲出漫川关。 在此过程中，他为方面军安全转移立下汗马功劳。 1933年，面对敌人对新建川陕革命根据地的围攻，王树声指挥73师成功抵御了敌人的猛烈攻势。 在西线反攻中，他机智指挥，利用地形与兵力优势，连续击溃敌人多个。 同年10月，国民党四川军阀刘湘发起了规模巨大的“六路围攻”，王树声在西线防守，他经过几次战地机动，挫败了敌军的进攻。 配合东线部队，他的部队不仅成功收复了南江、仪陇、阆中等地，还大量缴获了敌人的武器装备。 1936年，张国焘的分裂行动给红军带来挑战，王树声在这一年里几次带领部队跨越雪山和草地。 西路军在没有后勤补给的艰难条件下，王树声与部队取得了初期的胜利，然而面对马家军的顽强抵抗，西路军最终不得不放弃初期的攻势。 在突破敌人封锁时，王树声被任命为副总指挥和第九军军长，负责指挥一场决定性的突围战斗。 他率领的右支队起到了关键作用，成功吸引了敌人大量兵力，本队大部分成员得以突破重围。 突破后，王树声与残部士兵进入了祁连山区进行游击战。 在这一段期间，敌人的不断追击，食物和供给极其匮乏，连马匹也骨瘦如柴。 在一次遭遇战后，队伍再次遭受重创，当他们最终走出祁连山时，队伍已减至十余人。 之后，王树声带领剩余的队员分成两路，通过腾格里沙漠，向镇远前进。 当他们准备渡过黄河时，再次遭遇敌军伏击，队伍被迫分散，王树声孤身一人继续前行。 在求生的过程中，王树声经历了长期的乞讨生活。 途中，在中卫县境内的旋窝铺附近，他遇到了一位老汉俞学仁。 初见面时，王树声谎称自己是个因遭土匪抢劫而失去财产的盐贩，却被老汉识破其红军身份。 俞学仁对王树声表现出理解，促使王树声坦白了自己的真实身份。 老汉不仅未加责难，反而表示愿意帮助他。 在俞学仁的帮助下，王树声在老汉女婿家暂住并恢复体力。 俞学仁还为王树声提供了一套衣物，并建议他伪装成自己的女婿。 二人假扮父子关系，一路上未遭大碍，最终抵达陕甘宁边区。 抵达目的地后，王树声和俞学仁被误认为地主与特务而被红军战士扣留。 一位熟悉王树声的特派员及时出现，解释了实际情况，帮助两人脱困。 误会解除后，王树声对俞学仁表达了深深的谢意。 解放后，王树声多次试图寻找这位恩人。 1998年，王树声的家人依然持续寻找俞学仁的线索。 1999年，《生死腾格里》一书和电影出版，这本书是由杨琼程在经过长时间的资料搜集和采访后编写的。 王树声的女儿，王宇红，继承了父亲的遗愿，持续致力于追寻救命恩人俞学仁的下落。 最终，她在1999年得以找到俞学仁的家族。 参考文献：[1]孙璐,孙尚奇.王树声在广元苏区指挥的几次战斗[J].四川档案,2006(5):54-54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