乾隆五十三年夏天，安南执掌军权的泰德王阮惠出兵攻克黎朝首都黎城（河内），当时安南黎朝的老国王黎维褍老病去世，其长子又早死，其孙黎维祁逃亡。安南高平府督阮辉宿护卫黎维祁之母妻、宗族200余人在清廷的允许下至广西避难，在两广总督孙士毅的极力奏请下，乾隆帝遂命孙士毅全权统筹，领兵入安南光复黎朝，以尽宗主国之义务。（说实话，就这场战役来说，对这赔本买卖老皇帝的态度相当谨慎，甚至用消极来形容也不过分，完全是被孙士毅撺掇起来的）。

《圣武记·卷六》：上以黎氏守藩奉贡百余年，不屑乘危利其土地，宜出师问罪，以兴灭继绝。

当年十月，两广总督孙士毅、广西提督许世亨率兵1.3万余人入安南境内帮助黎氏复国，一开始确实是打的很好，一路上屡战屡胜，于十一月二十日，克复黎朝旧都黎城。然而，孙士毅在大胜之下，严重轻敌，一再违背乾隆皇帝见好就收、撤兵回国的诏旨，“贪俘阮为功”，“悬军黎城月余”。在五十四年正月，在黎城被阮惠军队偷袭，损失惨重，仓皇回国，可谓是虎头蛇尾。是役，孙士毅在逃跑途中还整出了坑队友的骚操作，在其抢渡过富良江的时候，斩断俘桥，导致了南岸清军“提督许世亨、总兵张朝龙以下官兵夫役万余皆挤溺死焉”。1.3万名清军损失重大，战后入昭忠祠祭奠的官兵就有7062人，夫役死伤不详，完全符合《圣武记》“士马还者不及一半”的说法。

而两广总督孙士毅贪功逗留、指挥失当、狂坑队友，是造成此次军事失败的主要责任人，并没有被处死，只是受到了降职，撤回公爵爵位以及红宝石帽顶的处分，往后照旧重用，而孙士毅得以不死，实在是运气好到爆，原因如下：

大家要注意这个时间点，安南之役爆发的时间点是在乾隆五十三年，乾隆在那时已经是77岁的老人了。从心理学上来说，一旦一个人进入老年，其性格和处事特征往往表现保守和内缩。壮年的时候往往是雄心壮志，开拓进取，进入老年后，往往是求稳怕乱，心态也变得被动、随和，比较能谅解别人，这一点在乾隆身上表现的过于明显。

在乾隆执政的前、中期，对败军偾事、贪污腐败等恶性事件极其严厉、深恶痛绝，处置手段也是相当峻烈凶猛，属于眼睛里容不得沙子的那种。比如在乾隆二十二年九月，湖南巡抚蒋炳将贪污3000余两白银的布政使杨灏轻判为斩监侯，并通过了三法司的审核。乾隆皇帝在秋审官犯档册看到了这次判决，大为愤怒，当即就改判为斩立决，并将有可能意图包庇杨灏的湖南巡抚蒋炳家产查封、革职问罪。

皇亲国戚违法犯罪亦不能免，如慧贤皇贵妃之弟高恒曾任盐政，大肆贪墨，被查获后，直接被乾隆批准处决。孝贤皇后的弟弟傅恒前去去为其求情，不仅不管用，还被乾隆的冷峻吓出了一身冷汗。“小傅啊！如果你以后犯法，说说我应该怎么处理你呢？”，傅恒当时就跪了。

《啸亭杂录·卷一》：勾到日，上恶其贪暴，秉笔欲下，傅文忠代为之请曰：“愿皇上念慧哲皇贵妃之情，姑免其死。”上曰：“若皇后弟兄犯法，当如之何？”傅战栗失色。上即命诛恒。

至于兵败偾事被杀、被贬者更是不计其数，第一次金川之役，两个大员张广泗、讷亲先后被杀就是典型案例。要是安南之役发生在乾隆二十年、三十年那会，孙士毅遭受这么惨重的失败，还坑队友，我敢说早就被乾隆剁成肉泥，不得好死了，（这句说的夸张了点，但孙士毅犯下的这事在乾隆执政的前中期至少能喜提斩立决），估计这罪搁现代军事法庭上，也得被判个死刑。

但是，谁让孙士毅赶上可好时候呢！步入晚年的乾隆心态是越来越宽和，处理政务力图简明，只求清静，而且还乐于原谅别人的错误，宽仁成为了乾隆晚年施政的一大原则，此中外所共睹。朝鲜使臣就看到了乾隆晚年执政风格得变化，所谓“皇帝近年颇倦为政，多涉于柔巽，处事每患于优游，恩或多滥，罚必从轻；恩滥故启倖进之门，罚轻故成冒犯之习。文武恬嬉，法纲解弛，有识写颇以为忧”。

看见这句没？“恩或多滥，罚必从轻”，这个朝鲜使者观察力倒是敏锐，事实上，乾隆晚年的朝堂就是这样的，像乾隆五十二年，有些官员竟然被革任了10余次仍然留在了原职，这在乾隆前、中期简直不可想象。“向来内外文武大臣遇有应得处分，该部议以降调、革职、革任，经朕从宽留任，及免其革任者甚多，竟有一人累至十余案者”。

像云贵总督李侍尧、两广总督富勒浑皆是巨贪违纪之员，乾隆竟然皆予以谅解，如李侍尧其贪腐恶行证据确凿，乾隆竟然以勋贵、功臣可以“八议”脱罪、国家急需人才为由，加以宽免，调任陕甘总督，操作之骚，让人瞠目。

具体到孙士毅身上，乾隆干脆也以人才难得为由照旧轻罚，表示其有功有过，不能一概否定，虽然从两广总督任上撤回，但是来京之后，仍然以尚书补用。

《清高宗实录·卷一千三百二十一》：令孙士毅来京，另侯简用。将来到京后，即以尚书补用，孙士毅素称能事，在尚书中尚系出色之员，仍可仰承恩眷，朕因孙士毅本系文臣，未经军旅，从前收复黎城，办理妥速，曾著劳绩，今虽带兵退回，朕不但不治以失律之罪，转为怜惜。

看看上面的话，将孙的大败而归也以“带兵退回”这样的话术轻轻带过，连损失惨重的事都不提了，甚至为了让孙士毅的罪责减轻，老皇帝居然主动发扬风格，表示这事我也有责任，“朕与孙士毅均不能辞咎”。真是铁了心的要放孙士毅一马。

所以说，孙士毅赶上了“好时候”才得以不死，这事放在乾隆执政的前中期确实难以想象。

不得不说孙士毅确实很干练，正如乾隆所说是“能事”之员。从学问上看，在乾隆二十六年，中进士后，“归班候选”。二十七年，在乾隆南巡时，“召试第一”，被选中为内阁中书，升为侍读，其后又参与过《四库全书》的纂修。

而外放之后，其历任山东布政使、广西巡抚、两广总督、四川总督也颇有政绩，确实是实心任事，尤其是在驱廓护藏战役中，身为四川总督的孙士毅办理后勤，可谓是殚精竭虑，将近70岁，亲自督运粮草，“每遇险要，必身先士卒，人人感奋，刍茭糗粮得无误”。难能可贵的是，他也是乾隆晚年少见的廉洁之员，史书记载，“当其时，贪吏如李侍尧辈布满天下，而公独以廉著”。

当然，据史书记载，其与乾隆的宠臣和珅关系相当好，所谓“士毅故善和珅，病笃，遗书请入旗”，不排除孙士毅征安南之役失败后，其被重罪轻罚，有和珅在乾隆那里运作的缘故。

所以，孙士毅之所以在安南之役大败后未被处斩，主要是乾隆晚年朝局风气转向使然。而他处理地方政务的能力较强再加上相对清廉，又与和珅关系较好，也成为了其未被严办的重要因素。

引用文献：《清高宗实录》、《清史稿》、《啸亭杂录》、《国朝先正事略》、《圣武记》、《朝鲜李朝实录中的中国史料》、《清会典事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