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43年10月在法国巴黎，德国占领军与法国老百姓井然有序的在街道上。...

1943年10月在法国巴黎，德国占领军与法国老百姓井然有序的在街道上。 法国电影《老枪》当时给我们留下很深的印象。那时候，让我们最感惊奇的是：主人公于连并不是以苦大仇深的形象登场的，虽然已经在纳粹德国占领下生活了两三年，但他们的生活并未被战争摧毁，甚至对德国侵略者也谈不上有多少敌意。直到平静的生活一点点被打破，最后眼睁睁看着妻女惨死，才忍无可忍地拿起祖辈留下的老枪——而他复仇的动因之一，是他想要证明自己比妻子倾慕的游击队员更具男子气概。 这些对于当时习惯了“与侵略者势不两立”这一道德立场的我们来说，是相当震撼的，它以一个有血有肉的故事，表明在战争这样极端的环境中，有着远比黑白分明更为复杂的面向。就像漫画杰作《法国往事》中犹太商人约瑟夫•乔诺维奇在战时既与德国人合作，又拉拢法国的亲纳粹分子，与此同时，却又大力支援抵抗运动。 《老枪》的背景还是在战争后期德国节节败退之际，而在巴黎沦陷的第一天，许多巴黎人都称许德国兵极其礼貌，德•波内说“我听‘得体’这个词太多次，已经到了恶心的地步”正如《巴黎烽火》一书中详尽描述的，法国人在被占领的五年里对德国侵略者的态度相当复杂暧昧，既有投身抵抗者，也有投机分子，但绝大多数人则在尽力求生的同时，尽可能地不予妥协。 毫无疑问在战后的岁月里，这段历史太让人尴尬，以至于人们很自然地想要尽可能地选择掩盖乃至遗忘它。 早在1943年的德黑兰会议上，斯大林就不断提到“法兰西民族，尤其是它的领导人和统治阶级都是堕落的，应该为他们与纳粹德国合作的罪行受到惩罚”，但事实上法国在战后的清洗程序比许多西欧国家都要温和得多。在很长一段时间里人们都宁可相信“戴高乐神话”，即法国是自我抵抗、自我解放的。正如托尼•朱特在《未竟的往昔》中所证明的，那时几乎只有知识分子不断承受着这段历史记忆的反复折磨。 直到1970年戴高乐去世，沉睡的记忆才逐渐浮出地表，1974年的电影《拉孔布•吕西安》标志着“人人合作”的叙述取代了以往“人人抵抗”的官方说法。因为只有此时人们才能面对更为真实的历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