70年代，勃列日涅夫当政期间，苏联官僚特权阶层达到了顶峰，2.2亿人口就有1800万公务员，这还不算编外人员。
勃列日涅夫执政的最后几年，苏联已经陷入了严重的困境。到了80年代初期，经济增长率几近停滞，社会矛盾日益尖锐，政治体制愈发僵化。这种局面的形成并非偶然，而是在他执政期间各种问题积累的必然结果。其中最为显著的就是官僚体制的膨胀和特权阶层的坐大。 在勃列日涅夫时期的最后阶段，苏联的经济问题已经非常严重。工业生产效率低下，农业产量难以提升，商品供应短缺的现象屡见不鲜。与此形成鲜明对比的是，政府机构却在不断膨胀。大量的行政人员和各类官僚不断充实着政府部门，导致机构臃肿，效率低下。官僚主义作风开始在各个领域蔓延，政府决策流程变得极其缓慢，对社会发展的制约越来越明显。 更为严重的是，这种体制僵化已经开始影响到社会的方方面面。在工业企业中，各类审批手续繁琐，创新意见难以采纳；在农业领域，生产计划的制定往往脱离实际，基层的真实需求得不到反映；在文化教育领域，过度的行政干预也严重影响了发展活力。这种情况在苏联的大城市表现得尤为明显，官僚机构的膨胀使得最简单的事务都需要经过层层审批。 到了勃列日涅夫执政后期，政府机构的膨胀达到了惊人的地步。在2.2亿的总人口中，公务员的数量竟然高达1800万，而这还不包括大量的编外人员。如此庞大的官僚群体，不仅给国家财政带来了沉重负担，更重要的是造成了社会资源的严重浪费。大量人员从事非生产性工作，而真正投入生产的劳动力却相对不足。这种状况直接影响了苏联的经济发展和社会进步。 勃列日涅夫，苏联的领袖，在他的任期内似乎展现了两种截然不同的面貌：一方面，他是一个务实且有野心的政治家；另一方面，他也是一个深陷个人习惯和爱好困扰的领导者。对于勃列日涅夫的了解，尤其是他的生活习惯和个人性格，我们可以从多个角度切入，揭示他如何在权力的巅峰中失去自我控制，最终走向了体力和精神的双重崩溃。 首先，勃列日涅夫的个人爱好显现了他的另一面——打猎和驾驶。尽管他的政治生涯充满了高压和复杂的外交事务，但他总能找到时间去放松，尤其是在打猎方面，勃列日涅夫有着近乎痴迷的兴趣。曾有记载提到，他一度在一次打猎中以一枪准确命中野猪的心脏，展现了他在这一领域的非凡技巧。此类事件不仅体现了他个人的独特爱好，也反映出勃列日涅夫在休闲时刻的自信与控制感。而在驾驶方面，他同样表现出了过于热衷的态度。1973年，当勃列日涅夫访问美国时，美国总统尼克松送给他一辆“林肯”轿车，勃列日涅夫立刻要求尼克松坐上车，急速驶过狭窄的道路，几乎让所有人都吓出了一身冷汗。这一事件不仅展示了他驾驶的技巧，也反映出他在非正式场合的率真和豪放，但更重要的是，展现了他对控制的渴望，无论是在政治还是日常生活中。 然而，勃列日涅夫的领导风格并非只有这样的外在表现，他的内在世界却更加复杂。在长期的工作压力下，勃列日涅夫逐渐形成了一些不健康的生活习惯，最为显著的是他的嗜烟成性。对于抽烟的偏好，勃列日涅夫几乎到了痴迷的程度，甚至在他患病之后，医生明确禁止他吸烟时，勃列日涅夫依然想方设法解决烟瘾。有时，他会让周围的警卫员吸烟，让自己借此机会嗅一嗅烟雾；更为极端的是，在会见其他国家领导人时，他要求翻译抽上一支烟，吸一口后，将烟雾吐向他。 随着身体健康的逐渐恶化，勃列日涅夫的其他不良习惯也随之暴露。由于长期的健康问题，他的失眠症状愈加严重，医生建议他使用安眠药以帮助入睡，但他很快就陷入了对药物的依赖，时常向医生求多开些药物以缓解症状。这些过度依赖的表现，反映了勃列日涅夫在权力的巅峰时不仅在政治上失去了应有的判断力，也在个人生活中丧失了对自我健康的控制。 在政治生活中，勃列日涅夫的领导风格同样存在明显的短板。他虽然长期担任苏联最高领导职务，但却没有显著的政治才干或深刻的战略眼光。勃列日涅夫的教育水平并不高，知识面较为狭窄，这导致了他在处理复杂的国内外事务时常常感到力不从心。他的讲话风格简单且缺乏深度，经常出现用词模糊和空洞的现象，诸如“我们将研究研究”或“我们考虑考虑”等表述成了他的口头禅，显示出他对于实际问题的拖延和敷衍。在一次与美国总统卡特的私下会晤中，勃列日涅夫照读着为他精心准备的讲稿，甚至在读到划去的部分时，竟然停下来问翻译是否继续往下读，这种糟糕的表现既反映了他对外事务的疏忽，也体现了他在领导工作中的懒散和不求深入。 甚至在一场阿塞拜疆的党员大会上，勃列日涅夫也因为拿错讲稿，导致了与会议主题完全不相关的讲话。这一尴尬的场面不仅让在场的听众感到困惑，也暴露了勃列日涅夫政治能力的极限。当时，秘书不得不迅速为他更换了讲稿，这才使他意识到自己的错误。对于一个国家的最高领导人来说，这种失误无疑是致命的，它不仅影响了勃列日涅夫的领导威信，也让人们对他的政治能力产生了深刻的质疑。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