明代不是“废相”，而是“兼相”。也就是说，明朝并非没了宰相，而是皇帝一肩双挑，一身而肩二任。朱元璋是既当皇帝，又当宰相，妥妥当爹又当妈。这种状况，虽然是他处心积虑要的结果，但也真是苦不堪言。 真别不信，当皇帝看着爽歪歪，但还是很辛苦的。古之所谓“禅让”说，似乎现代人都会觉得太离谱，但好些人是真不要的，觉得太累。大唐李旦就不想当皇帝，汉哀帝甚至还想着把皇位白送给襞幸董贤老师。如此推想起来，古早时代的“禅让”也或许还真是有可能的。但正因为“相”自己兼任了，明清两朝但凡还有点责任心的皇帝，日子都过得很苦，日理万机事必躬亲嘛，天下鸡毛蒜皮的小事都要操心，可偏偏又无法分身，真“欲戴皇冠必承其重”，劳苦是必然的。据沪上学者程念祺先生考据，朱元璋在位时，每天要处理200份+文件，400项+事端，是数十年如一日地如此忙乎，可这工作量只怕都要超过我自媒体日更五六万字了（假设我可以这么能耐），怎么可能轻松呢？当年吴晗写《朱元璋传》，字里行间总暗示老朱精神不太正常，能始终正常才是怪了。论起原因，一是他猜防太重，二是胡惟庸们也的确很过分，让他至为失望。事情的流变，总是一环扣一环的。 所以，那个时候的老朱，就颇见奇观，总三令五申要求大臣们的奏章务必短之又短，甚至还亲自规定了统一的格式，近乎让他们按着表格填写，说句玩笑话实际都很接近黄仁宇所念兹在兹的“数目字管理”概念了，乃至于仅是过目然后口传交代下去就行了，不然压根忙不过来。我们现在还可以知道，老朱是天未亮就起床，太阳未出就朝见臣下的，一年到晚几乎从未耽搁，毅力惊人。他是精力罕见的旺盛，天赋异禀岂是凡人，但不是所有人都能做劳模。传了三代，到了孙子辈建文帝，这个苦活就很难坚持下来了。建文帝贪睡，经常睡到太阳高升，身边大臣动不动就“进谏”，让他烦到不得了。我甚至都会怀疑，他日后跑出去当和尚，那是有意撂担子了，实在受不了了。换了我，我也受不了。这种生活，看着高高在上，细究真没什么乐趣，比工厂流水线上的打工人还累。可“祖宗之法不可变”，继任者只能将错就错，勉为其难。愈到后面，明朝皇帝就越不像话，消极怠工得越来越厉害，本身是有这个不太人性化的机制在起作用的。很多历史疑难乃至荒诞，还是该回到最基础的人性维度上去理解。 从历史的成效来看，皇上+丞相一体化，最大的问题，应该就是正经的由士大夫充任的“百官”职权彻底弱化，而不上台面的外戚、宦官与弄臣三者成为主角，沦为“宫廷政治”，很危险起来。拿汉代来说，文景之前，宰相多由功臣出任，行政权限极大，是真正的“百官之长”，连曹参这等老实人都要且能忍不住教训汉惠帝刘盈，但整个国家的运行，还是很平稳的。这是分工得当的好处。而到了汉武时期，开始剥夺相权，而大汉也就开始乱了，“宫廷政治”效应立马显现，连太子都要蒙受谗言无法辩白遭受冤杀，此中弊端辛德勇那本《制造汉武帝》也揭露得很明白了。按更大牌的史家吕思勉的说法，这样的汉武帝，临死时分托孤对象，就只剩下“不学无术”的霍光，以及都是“便辟侧媚”的金日磾上官桀之流。至此，大汉算是逐渐陷入泥潭，谁也救不了了。明代自然更甚，“司礼监”权势压倒群臣，最终就是弄到风雨飘摇，景山上的大树虚位以待。张居正是“非相而实相”，在大明能够昙花一现，也是勾结司礼监掌印太监冯保的结果。 再具体而言，假设皇帝一肩挑搞不定，将职权让渡给内宫之人，那无论外戚、宦官及弄臣这“内廷”三方的哪一方成为主宰，都势必会引发剧烈的“朋党之争”，然后让整个朝廷都陷入内讧状态。因为朝廷的内与外，涉及到权力归属，此消彼长，水落石出，本就是天然的死对头，攻守全是拉锯战，寸步不让居然成了底线。所以，到了彼时，内外所有精英必然都只认身份，为了斗而斗，为了撕而撕，根本不顾是非对错，然后愈演愈烈，从此绞合在一条绳上，完全解不开死结。正常的政治，本就是博弈，至此却没有丝毫可妥协可商榷的空间，焉能不败亡？东林与“阉党”的互撕缠斗是最著名的例子。平心而论，阮大铖之流，就是让“君子”们给逼成彻头彻尾“小人”的，彼时舆情太过于极化，非君子则小人，人格追求都要百分百纯度，可说到底人性本身并无彻底的恶或完全的善，一般人性总在摇摆状态，善恶则多在一念之间，更要看社会环境的容纳程度。阮大铖这样的“普通人性”在当时还有很多。顾炎武是亲见过这些乱象的大哲，明亡后深痛反思根本原因，实际就差一步就要推导出来了。 这么说来，还是挺可怜崇祯，这么聪明的一个人，在生命终结的最后一刻，依然认定天下事都是让士大夫们给弄坏的，明亡前一年还下旨收葬魏忠贤遗骸若有悔意，殊不知致乱源头就在他老祖朱元璋上。公与私、善与恶、利与弊，都在这个事情上展露无疑。而朱元璋到底精明过头，没有把握好分寸。 图：明朝名臣王用汲泉州墓地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