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96年，原国民党中将文强90岁生日将至时，蒋纬国寄来了贺信和一千美元。文强的妻子将钱拿走，信扔在一边。忍无可忍的文强，决定和妻子离婚。 1975年，文强作为最后一批战犯被特赦，安排到全国政协担任文史专员。 彼时，文强已近七十岁，孤身一人生活，在政协同事的热心张罗下，文强和张瑞馥结识，并在两年后结婚。 张瑞馥出身不凡，父亲曾是清朝的将军，她之前的丈夫，曾当过银行的经理。 文强和张瑞馥结婚前，有了解张瑞馥秉性的人，委婉的告诉他，说这个女的脾气不好，难以与人相处。 文强不以为意，说：“她丈夫去世的早，孤苦一人多年，和我结婚后，应该会有改变的。” 婚后没多久，张瑞馥的性格缺点就显露出来。文强在政协担任文史专员，工资是不低的，但每月工资都被张瑞馥收走，只给他很少的零用钱。 按理说，没有收入的张瑞馥，掌握了家中的经济大权，就应该照顾文强的起居，但她却一天几乎什么都不干。 文强本就年事已高，身体大不如前，可家中的家务却常常要由他来干。有一次，文强在整理厨房时，不小心被地上的油污滑倒，重重地摔了一跤。 文强强忍着疼痛站起身，对张瑞馥说道：“这厨房太脏了，你也帮忙打扫打扫吧，我这老胳膊老腿的，实在吃不消。” 张瑞馥大声嚷嚷道：“我也累得很，你就不能体谅体谅我。” 文强是黄埔四期生，当过军统的少将办事处长，给国民党元老程潜当过中将办公室主任，在淮海战役被俘时，身份是杜聿明的前进指挥所中将副参谋长。特赦后，文强将很大精力花费在联络黄埔军校校友，为促进两岸交流、统一上来。 张瑞馥对此不以为然，认为文强是“胡折腾”，妻子的这种态度，让文强很是失望，两人完全没有共同语言。 有一次，文强为了撰写一篇关于淮海战役的文章，查阅了大量资料，在书桌前忙碌了一整天，傍晚时，发现张瑞馥只给自己做了饭。 文强发了几句牢骚，张瑞馥反驳说：“我以为你忙的这些，能当饭吃呢。” 家中的矛盾与争吵日益频繁，到了后来，文强通知政协的工作人员，工资不要再让张瑞馥签收，而由他每月去领。 文强领到工资后，将一半交给张瑞馥，剩下的用于全家的花销。文强的工资，以当时而言，是很高的了，但张瑞馥并不满足，常为了钱和文强大吵大闹，有时候还把房门锁了，不让文强回家。 有一天中午，文强在家门口的饭馆吃包子、喝稀饭，在一家工厂上班的邻居张师傅路过时，不解的问：“文先生，我一个月的工资，养活了一家五口，你的工资比我高得多，就老两口花，怎么连吃午饭都没人做，随便对付了？” 文强听后，只能是无奈的笑笑，他在美国的儿子，得知情况后，劝他离婚，文强说：“她（张瑞馥）也是个可怜人，离婚后无依无靠，算了，凑合着过吧。” 张师傅出于好心的话语，传到张瑞馥耳中，惹得她很不高兴，跑去张家大吵大闹了一番，让文强很是尴尬。 1996年，文强即将迎来90岁生日。蒋纬国得知后，特意寄来了贺信以及一千美元。 文强在抗战中、后期，对外身份是胡宗南部的少将高参，期间和在胡部当连、营长的蒋纬国，建立了深厚的关系。蒋纬国迎娶石静宜时，文强是证婚人，可见两人私交之好。 当信件和美元送到文强家中时，张瑞馥将一千美元紧紧揣进自己兜里，而对于那封承载着蒋纬国情谊的贺信，她却满脸嫌弃，随手就扔到了纸篓里。 文强目睹这一幕，心中的怒火 “噌” 地一下就冒了起来，他平日里就对张瑞馥的一些行为不满，而此次她的举动，实在是触及了他的底线。 在文强看来，蒋纬国的贺信价值，不是金钱可以衡量的，忍不住指责道：“你眼里就只有钱吗？这封信的意义，岂是这一千美元能比的？” 张瑞馥却不以为然的说：“钱才是实实在在的东西，一封信能当饭吃吗？这么多年了，你还不明白，没钱什么都做不了。” 两人你一言我一语，争吵愈发激烈，情绪也愈发激动。忍无可忍的文强，觉得这样的日子实在无法再继续下去，提出了离婚。 张瑞馥听到 “离婚” 二字，先是愣了一下，随后也不甘示弱地回应：“离就离，谁怕谁！我跟着你这么多年，也没享到什么福，离了说不定更好。” 在协议离婚时，张瑞馥提出要把政协分给文强的房子给她，并以没有收入为由，索要三万元的生活费。 文强叹气说：“这些年，工资的一半都给了你，而家里的花销都是我出。我过生日，海内外朋友寄来的钱，也都被你拿走。” 话虽这样说，文强还是心软了，不仅答应了张瑞馥的两个条件，后来还多给了两万元。 文强的手头并不宽裕，给张瑞馥的钱，是他在美国的儿子掏的。离婚后，文强住在儿子给他在北京买的新房子，儿子又给他雇了保姆，在和张瑞馥经历了十八年的共同生活后，文强终于有了松了口气的感觉。 文强的前两任妻子，对他都很不错，夫妻关系融洽，而这第三任妻子，带给文强的没有多少好的回忆，他感慨的说：“我一生三次婚姻，最后这一次是我自己搞坏了，这是我所做的最大的一件错事。”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