余华英被判死刑后，记者问她：“您对死刑这个结果是不满意吗？”余华英哭着说：“判我死刑，我有啥必要采访？”记者：“那您现在后悔吗？”余华英哭的很大声了：“我后悔啊，一直都在后悔。”
2023年9月18日，贵阳市中级人民法院公开宣判了被告人余华英的拐卖儿童罪一案，判处她死刑，剥夺政治权利终身，并没收个人全部财产。媒体拍摄的视频显示，杨妞花在法院门口将判决结果宣读给寻亲家长，希望他们也能看到希望。杨妞花在5岁时被余华英拐卖，经过25年努力终于成功找回亲生家庭。2022年，杨妞花向警方提供了线索，推动了余华英拐卖儿童案件的立案。余华英共拐卖了11名儿童，涉及8个家庭。 此次宣判时，有五个家庭的亲属来到现场旁听，其中一位母亲失去了两个儿子，另一位母亲失去了一个儿子和一个女儿，还有一位母亲失去了一个儿子。蔡回英看到一位从遵义赶来的母亲激动地站起身，似乎想要冲向余华英。中午时，蔡回英和其他几位母亲聊起了各自的情况。五个家庭的孩子在杨妞花报案后陆续找回，但由于亲生家庭和养育家庭的复杂关系，有些被拐孩子难以接受认亲，也很少回家团聚。“但我们都感谢妞花，因为她的报案，才让我们找回了亲人。” 余华英出生在云南省大理州鹤庆县的一个普通家庭，1963年12月29日出生，排行老四。她的父母相继去世，母亲去世时，她才小学二年级，随后辍学回家务农。1984年，21岁的余华英在云南大理与来自重庆大足的王某文结识，后两人结婚，王某文将她带回了重庆大足。1987年，刚满23岁的余华英生下了女儿王梅花。夫妻俩并不勤劳，王某文还经常从事一些不法勾当，导致村里人对他们的评价并不好。1992年，王某文因盗窃被捕，余华英母女的生活来源断绝。
2024年初，一场备受关注的拐卖儿童案终审宣判。当法槌落下的那一刻，整个法庭陷入一片寂静。被告人余华英低着头，双手紧握，面无表情地听完了对自己的死刑判决。这个曾经让无数家庭支离破碎的人贩子，终于要为自己的罪行付出代价。 判决结束后，一位记者获准对余华英进行了最后的采访。在看守所的会见室里，隔着厚厚的玻璃，记者看到的是一个形容枯槁的中年女性。当被问及对判决结果的看法时，余华英先是沉默，随后突然情绪失控。她哽咽着表示，既然已经被判了死刑，接受采访已经毫无意义。面对记者追问是否后悔，她终于崩溃大哭，称自己一直活在悔恨之中。 根据案件资料显示，余华英作案时间跨度长达数年，涉及多个省份的拐卖儿童案件。她通常以打工或做生意为掩护，深入农村地区，趁家长疏忽之际实施拐骗。每起案件的获利从数千元到上万元不等。而这些金钱的背后，是无数个家庭永久的伤痛。 在其中一起典型案例中，某农村家庭的五岁男童在村口玩耍时被骗走。孩子父母四处寻找，贴满寻人启事，最终却只能无助地在派出所报案。这个家庭从此风雨飘摇，父母整日以泪洗面，生活陷入绝望。
直到警方破案，找到被拐卖到千里之外的孩子时，这个家庭已经在痛苦中煎熬了整整两年。通过现代科技手段和跨省警力协作，执法部门最终掌握了余华英的犯罪证据。检方指出，余华英的犯罪行为严重践踏法律底线，破坏社会秩序，给众多家庭造成难以弥补的创伤。 余华英的拐卖手段几乎每次都相似，她通常选择在一个地方租住十天半个月，通过与周围人熟悉，物色合适的小孩。一旦找到了目标，她便通过零食诱导孩子离开。许多被拐的孩子家庭并不富裕，有的父母是环卫工人，白天早出晚归；有的做街边补鞋生意，整天忙于工作；还有的家庭靠收废品为生，家中没有人照看孩子。当家长们意识到孩子失踪时，余华英和她的同伙龚某良早已不见踪影。为了避免引起怀疑，余华英在实施拐卖前，有时会故意留下些衣物、棉被等，做出不收拾东西就匆忙离开的样子。 这种来钱快的生意让余华英一度过上了富裕的生活。她的表妹曾证实，2002年她曾让余华英帮忙送走私生子，当时她觉得余华英非常有钱且能力非凡，做生意遍布新疆、贵阳、河北、楚雄等地，甚至开了饭店。但在得知余华英拐卖儿童后，表妹才意识到，她的孩子也可能成为余华英手中的交易品。 2009年，19岁的杨妞花结了婚，命运似乎终于开始眷顾她。她的丈夫和公婆给了她一个温暖的家庭，这让她不再漂泊不安。然而，她依然无法忘记那些失散的亲人，特别是她的父母和姐姐。2021年，杨妞花决定在短视频平台发布寻亲视频。不久，她的堂妹偶然看到了这个视频，立即联系了她，并提供了姐姐杨桑英的联系方式。经过26年的寻找，杨妞花终于回到了家，抵达贵州时，她与姐姐相见，抱头痛哭。 第二天，杨妞花前往父母的坟前上坟。她发现通往山头的小路上长满了杂草和荆棘，当年丧事办得简陋，父亲孤独地躺在一个小土堆下已经二十多年。杨妞花跪在父亲的坟前痛哭，心中充满了委屈和不甘。“明明我走的时候他还那么年轻，怎么回来之后他就没有了？”她发誓要为父亲讨回公道，并表示这不仅仅是她个人的事。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