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公元589年初春时节，隋文帝杨坚已经完成了北方的统一，将目光投向了南方的陈国。陈国此时已经沉浸在享乐的氛围中，军事力量日渐衰弱。 隋文帝深知平定南方的时机已经成熟，便开始部署这场统一之战。他任命自己的次子晋王杨广为东线统帅，指挥平陈大军。 杨广虽然没有丰富的军事经验，但他手下有两位能征善战的大将。一位是隋朝名将韩擒虎，另一位就是本文的主角贺若弼。 从广陵到建康，从采石到建康，隋朝的军队形成了南北夹击之势。这个战略布局成为了统一南北的关键一步。 贺若弼率军南下，首先遭遇的是南陈名将鲁达的军队。鲁达是南陈的勇将，但过于急躁冒进。 贺若弼看准了鲁达的性格特点，采取了诱敌深入的战术。他命令部队且战且退，等到鲁达的军队深入包围圈后，突然发动猛烈攻击。 这场战役大获全胜，鲁达的军队损失惨重。战斗的胜利为隋军打开了南下的道路。 接下来，贺若弼又遇到了南陈的另一位名将萧摩诃。萧摩诃是南陈最后的中流砥柱，指挥着陈国最精锐的部队。 贺若弼这次改变了战术，采取了正面强攻的方式。经过一场艰苦的战斗，萧摩诃最终被生擒活捉。 萧摩诃的被俘，对南陈军队的士气造成了致命打击。陈国的军事防线已经名存实亡。 向建康城发起总攻时，贺若弼选择了从北掖门进攻。与此同时，韩擒虎的军队也从南面攻入城中。 建康城内一片混乱，陈后主陈叔宝已经无力组织有效的抵抗。隋军攻入建康城的速度超出了所有人的预料。 韩擒虎率先找到并擒获了陈叔宝，而贺若弼随后也赶到了现场。这场统一之战以隋军的完胜而告终。 统一战争结束后，隋文帝开始着手处理战后的政治格局。在这个过程中，关陇集团和江南士族两大势力的博弈成为了一个重要议题。 关陇集团是北方统一初期的核心力量，他们在军事和政治上都发挥着重要作用。而江南士族则掌握着大量的文化和经济资源，对于统一后的国家治理同样不可或缺。 在这种形势下，隋文帝任命高颎和杨素为宰相。高颎作为关陇集团的代表人物，拥有强大的政治资源和号召力。 杨素则出身于弘农杨氏，是江南士族中的重要人物。这两位宰相的任命反映了隋文帝在南北势力之间寻求平衡的策略。 与此同时，以贺若弼为代表的军功集团却逐渐被排除在核心权力之外。尽管他们在统一战争中立下赫赫战功，但在文官体系主导的政治格局中却难觅一席之地。 到了隋炀帝杨广即位，政治格局发生了更大的变化。与其父不同，杨广更加倾向于依靠南方士人治理国家。 这种倾向使得原本就处于不利地位的关陇旧将们境况更加艰难。他们不仅失去了军事上的话语权，在政治上也逐渐被边缘化。 杨广即位后开始推行一系列新政，其中包括大规模的对外扩张和内政改革。这些政策的推行需要大量具有文化素养和治理能力的官员。 在这种情况下，南方士人凭借其深厚的文化底蕴和治理才能，获得了更多的政治机会。相比之下，以军功起家的关陇旧将们则显得格格不入。 杨广在位期间多次组织北巡活动，这些活动不仅仅是为了视察边疆。更重要的是通过展示皇权的威严，巩固对北方边疆的统治。 在这些北巡活动中，杨广常常大兴土木，举办盛大的仪式。这些举动虽然耗费巨大，但在政治上具有重要意义。 对于贺若弼等军功集团来说，这种政治形势的变化意味着他们必须做出选择。要么适应新的政治环境，要么面临被淘汰的命运。 大业三年的北巡是一场彻底的政治灾难。当隋炀帝在榆林设立大帐，准备接见突厥使节时，一场风暴正在酝酿。 贺若弼、高颎和宇文弼三人私下议论朝廷的奢侈浪费。这些言论很快传到了隋炀帝的耳中，成为了他们的催命符。 对于一个重视威严的皇帝来说，这样的批评无疑是对皇权的公然挑战。隋炀帝立即下令将三人逮捕。 他们的结局异常悲惨，三位为大隋立下赫赫战功的功臣，最终在同一天被处死。贺若弼年届六十四岁，他的家人也因此被贬为官奴。 权力更迭中的政治博弈远比战场上的厮杀更加复杂。功臣们习惯了在战场上的直接对抗，却无法适应朝廷中的尔虞我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