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42年3月，国民党专员韦孝儒去洛阳开会后失踪，蒋鼎文派人调查后，在一个枯井中发现了韦孝儒等六人的尸体，由此牵扯了军统的一次暴行。 1942年的河南，军统、中统这两大特务系统在河南省内的活动异常活跃。在抗日名义之下，一些人却借机谋取私利，走私贸易成为了一些权势人物的生财之道。 在这样的背景下，河南第十二区行政督察专员兼通许县长韦孝儒成为了一个特立独行的人物。韦孝儒早年加入同盟会，资历深厚，与陈立夫、陈果夫等中统核心人物交谊甚深。 作为通许县的最高行政长官，韦孝儒以严正廉明著称。他对辖区内的走私活动查处严厉，不管涉及何方势力。在得知军统人员利用特权进行枪支换毒品的非法交易后，韦孝儒毫不畏惧，多次对走私人员进行盘查、扣押货物。 1942年3月，第一战区司令长官蒋鼎文和河南省主席李培基联合召集全省的行政专员和县长到洛阳开会，商讨抗战事宜和地方治理问题。韦孝儒作为重要的地方行政长官，自然也在与会之列。 韦孝儒和随行人员抵达洛阳后，按照安排入住在洛阳复旦中学。然而，就在会议召开前夕，一场悲剧悄然发生。韦孝儒和他的两名随行人员，以及复旦中学校长郭兆曙和几位夜读的教师，突然不见踪影。 当地警方接到报案后立即展开调查，但收效甚微。没有目击证人，没有明显的打斗痕迹，仿佛这些人真的是凭空消失了。唯一可疑的是，有人称当晚看到几辆不明身份的汽车在复旦中学附近徘徊。 案情的重要性很快引起了高层关注。河南省主席李培基将情况报告给了第一战区司令长官蒋鼎文。 蒋鼎文当即责成第十区专员李杏村和兼任洛阳警察局局长的中统河南站负责人甘舍棠全力侦办此案。两人组织了精干的调查小组，对洛阳城区及周边地区进行了地毯式搜索。 经过几天的努力，调查人员在洛阳航空站废弃机场的一口枯井中发现了六具尸体，经过辨认，正是失踪的韦孝儒等人，还包括一名不知身份的农妇。法医鉴定显示，死者均为被活埋致死，身上有明显的捆绑痕迹。 值得注意的是，调查人员在枯井井壁上发现了一枚军统特制匕首留下的独特刻痕，还有一块碎裂的怀表。 尸体被发现后，李杏村和甘舍棠领导的调查小组面临着巨大的政治压力。一位督察专员及多名无辜者被害，案件性质极为恶劣，但调查却步履维艰。 此时，韦孝儒的家属得知噩耗后，赶赴洛阳认领遗体。他们四处奔走求情，要求彻查真相，讨回公道。韦孝儒的弟弟甚至冒险前往南京，希望能够将此事直接上报给更高层的领导。 尽管如此，调查组还是收集到了一些零星线索。有目击者称，事发当晚看到几辆军用卡车在复旦中学附近停留，车上下来数名身着便装但举止严肃的男子。还有人在废弃机场附近发现了可疑的足迹和轮胎痕迹。 就在调查陷入僵局之际，洛阳城内的亨达利钟表行报案称，他们的一名店员携带一只名贵手表前往某军统官员处送货，却再也没有回来。 数日后，这只名贵手表竟然在一家旧货店出现。原来，有位军统人员正试图将这只手表转卖。亨达利钟表行早已向各家当铺、旧货店发出了消息，要留意这只特制的名表。店员认出了手表，立即通知了警方。 被捕的军统勤务员起初毫不在意，甚至在审讯中傲慢地威胁警察，暗示如果警方追究此事，他们可能会像韦专员一样遭殃。这番不经意的话语引起了审讯人员的警觉。在严刑拷打下，勤务员终于松口，透露了韦孝儒被害一案的关键信息，指认赵理君是主谋。 随着调查深入，赵理君的犯罪动机逐渐清晰。作为军统派驻河南的特务头目，赵理君利用职权之便在当地建立了一个庞大的走私网络。 韦孝儒作为通许县的最高行政长官，对走私活动的严厉打击直接威胁到了赵理君的利益。韦孝儒多次抓扣赵理君手下的走私人员和货物，加之韦孝儒与中统关系密切，赵理君担心自己的非法活动被进一步曝光，于是决定除掉这个绊脚石。 赵理君选择韦孝儒来洛阳开会的机会实施绑架。当晚，他派出心腹手下潜入复旦中学，将韦孝儒及其随行人员绑走。为了避免留下目击证人，他们连同复旦中学校长和几名教师一起带走。一名清晨挑菜路过机场的农妇也因目睹了他们的行动而被捕获，最终与其他人一同被活埋在枯井中。 案件败露后，赵理君最终被捕。然而，由于有戴笠的保护，他初期只是被软禁起来，且条件优越，甚至允许情妇探视。 赵理君反而让情妇向蒋介石递交了一封申诉信。信中，他提及自己曾为蒋介石杀害多少政敌，包括杨杏佛、史量才、唐绍仪等知名人士。这一自不量力的举动彻底激怒了蒋介石。 此外，陈氏兄弟抓住这一机会，极力主张严惩赵理君，以打击军统的气焰。在多方因素的作用下，蒋介石最终下令戴笠处决赵理君。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