鲁迅有一次参加饭局，林语堂也在其中。林语堂幽默地说笑：“一次几个广东人讲着粤语，

鲁迅有一次参加饭局，林语堂也在其中。林语堂幽默地说笑：“一次几个广东人讲着粤语，我一句都听不懂。于是，我故意讲英语，将他们都吓住了……”话没说完，鲁迅拍桌大骂：“你是什么东西！你想借外国话，来压我们自己的同胞吗？！” 1936年深秋的一天，躺在病榻上的鲁迅，忽然回忆起七年前那场令人难忘的饭局。当时，他和林语堂在上海南云楼的对骂，几乎成了文坛一段公案。病榻上的鲁迅自嘲地笑了笑，想着如果自己哪天真的走了，或许将再无机会见到那个曾经很谈得来的朋友。他不知道，这个预感很快就要变成现实。 回溯到1929年8月28日，上海南云楼二楼的包厢里，一场特殊的饭局正在进行。这场饭局由北新书局老板李小峰出资摆设，目的是为了庆祝与鲁迅达成和解，当天宴请的人不多，除了鲁迅、李小峰本人，还有调解人郁达夫、郁达夫夫人王映霞、林语堂夫妇以及杨骚、衣萍、曙天等几人。 这次饭局背后，藏着一桩不小的事件。原来一年前，鲁迅与北新书局的老板李小峰师生反目，原因是北新书局＂学了上海流氓书店的坏样，对作者刻薄＂——拖欠鲁迅版税，实际印了10000本书却在版权页上只写5000本，还有鲁迅为北新书局主编的《奔流》杂志，作者没收到稿费却来找鲁迅索要，这一切都令鲁迅愤怒不已。 1929年8月，鲁迅已经聘请律师杨铿准备起诉李小峰，诉讼请求是＂还我版税，和此后书上要贴印花＂。李小峰自知理亏，便请来郁达夫从中协调。就这样，在郁达夫的调解下，李小峰支付了鲁迅540多元稿费，双方达成和解。为了表示感谢和消除尴尬，李小峰特意邀请鲁迅和郁达夫等人吃饭，并请来林语堂夫妇作陪。 饭局开始时，气氛还算和谐。几杯酒下肚后，大家谈笑风生。这时，林语堂开始讲述他的一段经历：＂一次几个广东人讲着粤语，我一句都听不懂。于是，我故意讲英语，将他们都吓住了……＂ 话音未落，鲁迅的脸色突然变了。他猛地拍了下桌子，厉声打断：＂你是什么东西！你想借外国话，来压我们自己的同胞吗？！＂ 根据王映霞的回忆，当时鲁迅＂面红耳赤地站起来，转身欲退席离去＂。而林语堂则＂低着头，一声不吭＂。饭桌上的空气瞬间凝固，郁达夫见状赶忙出来打圆场：＂大家还是吃饭吧。＂在大家的劝说下，鲁迅没有离席，但饭局的氛围已经完全被破坏。 这场冲突发生的根本原因，其实是鲁迅误解了林语堂的意思。当时饭桌上有人提到张友松，而张友松是李小峰的北大同学，鲁迅曾花费不少精力帮他筹办书局，但张的书局很快就倒闭了。有传言认为，鲁迅与李小峰的矛盾可能和张友松的挑拨离间有关，这让鲁迅很忌讳。当林语堂的话题触及语言问题时，鲁迅以为林在讽刺他交友不慎和太看重钱财，才会如此激动。 南云楼风波后的几天，郁达夫独自去拜访了鲁迅，试图理解那天突然爆发的冲突。他发现这场表面上因语言玩笑引发的争执，实际上是两种不同文人性格的碰撞。 1923年，林语堂回国后任北京大学教授。当时，新文化运动阵营已悄然分化，以鲁迅、周作人为核心的＂语丝派＂，和以胡适、陈源为首的＂现代评论派＂各自为阵，论战激烈。林语堂加入语丝社，成为鲁迅阵营中的一名＂急先锋＂。之后，二人远走厦门，相互扶持，亲密的友谊持续了近十年。 然而到了1927年10月，两人在上海重逢时，一切已不再相同。林语堂＂对革命感到厌倦＂，不愿再相信政治，转而高谈幽默，曲折地表达自己的不满。而鲁迅虽同样失意，却选择＂直面惨淡的人生＂，以文学为＂匕首＂和＂投枪＂。正是这种思想道路的分歧，在南云楼那天终于爆发。 林语堂对这次冲突的理解截然不同。在他的日记中，他写道：＂八月底与鲁迅对骂，颇有趣，此人已成神经病＂。这种轻描淡写的态度，与鲁迅日记中＂鄙相悉现＂的痛心形成鲜明对比。四十年后，林语堂在《忆鲁迅》中回忆道：＂有一回，我几乎跟他闹翻了。事情是小之又小。是鲁迅神经过敏所致。他是多心，我是无猜。＂ ＂和事佬＂郁达夫在《回忆鲁迅》中则认为这是＂因误解而起正面的冲突＂。他描述当时的情景：鲁迅有了酒意，＂脸色发青，从座位上站了起来＂，＂一半也疑心语堂在责备这第三者的话，是对鲁迅的讥刺＂。郁达夫一面按鲁迅坐下，一面拉林语堂夫妇走下楼去。郁达夫后来说：＂这事当然是两方面的误解，后来鲁迅原也明白了，他和语堂之间是有过一次和解的。＂ 这场争执让鲁迅和林语堂的关系陷入长达40个月的疏离期。在这段时间里，鲁迅的社交圈更加鲜明地体现了＂往来无白丁＂的特点。 1936年10月19日，鲁迅因病去世。令人感慨的是，林语堂在鲁迅逝世第四天撰文《鲁迅之死》，称誉鲁迅为真正的＂战士＂。饭局虽然短暂，但那句著名的＂横眉冷对千夫指，俯首甘为孺子牛＂却永远定格在了中国文学史上——它不是在书斋中产生的，而是来自一场由郁达夫设宴的普通饭局，更真实地映射了鲁迅复杂的人格魅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