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65年6月的一次全国医疗工作会议上，一向和颜悦色的毛主席罕见地发了火。 1965年的中国医疗卫生状况，呈现出极度不平衡的发展态势。在当时约7亿的全国人口中，城市人口仅占15%左右，却享有着85%以上的医疗资源。 这种失衡体现在多个方面：城市拥有大量现代化医院，配备着先进的医疗设备，而广大农村地区连基本的诊所都十分稀少。城市医院汇集了全国最优秀的医生团队，农村却长期面临着缺医少药的困境。 城乡二元结构下的医疗资源分配，导致了一个令人深思的现象：农民生病，往往要步行几十里，甚至更远的路程才能找到一个赤脚医生。而城里人生病，却可以轻易地在家门口就找到三甲医院。 这种情况的形成，与当时卫生部的工作重心密切相关。卫生部将主要精力都放在了城市医疗建设上，对占人口绝大多数的农村地区却关注不足。医疗资源向城市集中的趋势，使得基层医疗服务陷入了困境。 更为严重的是，医学教育体系也存在着脱离农村实际的问题。当时的医学院校培养的医生，普遍倾向于留在城市发展。他们所学的知识和技能，也更多地针对城市医院的需求而设置。 这种情况直接导致了农村医疗人才的匮乏。医学院毕业生不愿意去农村，农村又没有条件培养自己的医疗人才，形成了一个难以打破的恶性循环。农民生病只能靠一些缺乏专业训练的乡村医生，或是求助于传统的赤脚医生。 在医疗研究方向上，也出现了偏离群众需求的现象。卫生部门将大量人力物力投入到了一些高精尖的疾病研究中，而对农村常见病、多发病的防治研究却投入不足。这种研究导向与农村实际需求之间的差距越来越大。 当时，农民看病难的问题已经成为一个突出的社会问题。农民生病，要么因为找不到医生而耽误治疗，要么因为付不起医药费而放弃治疗。这种状况严重影响了农村居民的身体健康，也制约了农村经济的发展。 1965年6月26日，在这次全国医疗工作会议上，毛主席直接指出了卫生部工作中存在的严重问题。这个后来被称为＂6.26指示＂的重要讲话，揭示了当时医疗卫生工作中存在的根本性问题。 毛主席首先批评了卫生部的工作方向，指出卫生部的服务对象过于狭窄。当时的医疗资源主要集中在为占人口15%的城市人口服务，而占人口85%的农民却得不到基本的医疗保障。 对于这种现象，毛主席提出了尖锐的批评。他指出，卫生部实际上成了＂城市卫生部＂或＂老爷卫生部＂，而不是真正为全国人民服务的卫生部。 在医疗体系建设方面，毛主席指出了一个关键问题：现有的医疗检查和治疗方法与农村实际情况严重脱节。城市医院的那套诊疗方式，无论是从设备条件还是从操作流程上，都不适合在农村推广使用。 在医学人才培养方面，毛主席也提出了明确的批评意见。当时的医学教育体系主要是为城市医疗服务培养人才，这种培养模式难以满足农村医疗卫生工作的实际需要。 对于医学研究方向，毛主席提出了重要的调整建议。他认为，不能把大量人力物力都投入到所谓的＂尖端＂研究中去，而是要把主要精力放在解决群众最迫切需要的医疗问题上。 这个指示特别强调，尖端医学研究固然重要，但只能投入少量人力物力。大部分的医疗资源应该用来解决农民常见病、多发病的预防和治疗问题。 最后，毛主席明确提出了医疗卫生工作的重点转移方向：把医疗卫生工作的重点放到农村去。这一指示为后来的农村医疗卫生工作指明了方向。 这次讲话不仅仅是对问题的批评，更重要的是提出了具体的改革方向。要求医疗卫生工作必须面向广大农村，改变以城市为中心的工作格局。 这个指示要求改革医疗人才培养模式，培养适合农村需要的医疗人才。同时，也要求调整医疗研究方向，把主要精力放在解决基层群众最迫切的医疗问题上。 ＂6.26指示＂不仅是对当时医疗卫生工作的纠偏，更是对整个医疗卫生体系的改革指引。这个指示强调医疗卫生工作必须坚持为人民服务的方向，必须重视解决农村医疗问题。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