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48年，德国63岁老人流浪街头，就在他对生活绝望之时，突然收到一笔来自中国的

1948年，德国63岁老人流浪街头，就在他对生活绝望之时，突然收到一笔来自中国的汇款，看着汇款单上中国南京4个字，老人瞬间泪流满面。 1948年的柏林，昔日繁华的街道如今满目疮痍，断壁残垣之间，市民们艰难地寻找着生存的希望。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已有三年，但德国经济体系的崩溃让普通民众陷入了前所未有的困境。 在柏林东区一个破败的街区，63岁的约翰·拉贝常常在冰冷的晨曦中醒来，面对又一个需要为食物奔波的日子。曾经体面的西装已经破旧不堪，他的身影与战后德国的萧条景象融为一体。 约翰·拉贝曾是西门子公司的一名受人尊敬的职员，在中国工作了三十多年。然而回到祖国后，他却遭遇了命运的巨大嘲讽。由于纳粹党员的身份，他先后被苏联和英国当局逮捕审查。虽然1946年6月最终获释。 在战后德国，拉贝的处境极为尴尬：对盟军而言，他是需要审查的纳粹党员；对德国同胞，他又因曾与纳粹有关联而被误解。这种双重枷锁让他在社会中备受排斥，难以找到工作机会。 战争摧毁了拉贝的住所，他和家人只能挤在柏林郊区一间简陋的临时安置点小屋中。屋顶漏雨，墙壁透风，冬日的寒冷几乎难以忍受。为了维持生计，拉贝不得不一件件变卖自己的家当——先是手表，然后是相机，最后连他珍藏多年的书籍也不得不忍痛割爱。 长期的营养不良和恶劣的生活条件使拉贝患上了严重的皮肤病，身体每况愈下。在这样的绝境中，他唯一的精神寄托就是偶尔翻阅自己在中国南京的日记。 1948年，当拉贝正思考如何度过又一个饥饿的日子时，一位邮差来到他的小屋，递给他一张汇款单。拉贝接过这张薄薄的纸片，当他看到上面＂中国南京＂四个字时，他的手不禁颤抖起来。 这笔来自万里之外的汇款，金额相当于2000美元，在当时简直是一笔巨款。 收到汇款后，拉贝做的第一件事并非急着购买食物，而是买了一本中文词典。他想亲自用中文写一封感谢信给那些依然记得他的南京市民。 1931年，约翰·拉贝作为西门子公司的一名普通商人前往南京，原本只是执行一项平凡的工作任务——向中国政府出售电话和电器设备。彼时的他，戴着眼镜，穿着整洁的西装，打着领带，是一位典型的中年德国企业家形象。 当1937年日军步步紧逼南京时，拉贝面临着一个重大抉择。德国和日本作为同盟国，德国方面和日本都向他发出了撤离的劝告。站在六朝古都的城墙上，望着远处日军的炮火，拉贝经过深思熟虑后决定留下来。他曾向同事表示，在中国生活了三十多年，孩子和孙子都在中国出生，中国人待他很好，此时不可能袖手旁观。 于是，当大多数外国人乘船离开南京时，拉贝选择了留下，并与其他20多位外国人一起，承担起了南京安全区国际委员会主席的重任。这 南京安全区占地面积不到4平方公里，却成为了25万中国难民的生命庇护所。在日军铁蹄践踏下的南京城，这片小小的区域成为了希望的孤岛。而维护这个孤岛的，正是拉贝和他的同事们——一群不是军人而是商人、传教士和医生的普通外国人。 在日军占领南京期间，拉贝巧妙地利用自己纳粹党员的身份和臂章，在日军面前保护中国平民。每当听说有强暴事件发生，他都会立即驱车赶往现场，将日本士兵驱赶走。南京当地人称他为＂活着的佛陀＂。 在南京期间，拉贝曾收养了一名失去双亲的中国孤儿小林。这个八岁的男孩的父母在日军的屠杀中遇难，拉贝将他带回自己的住所照顾。尽管后来因为回国不得不与小林分离，但这段跨越民族的深厚情谊却没有中断。正是这位小林，长大后成为了南京援助拉贝行动最积极的推动者之一。 1948年，一位曾在南京工作过的德国记者偶然得知拉贝在柏林的困境，立即写信告知了南京政府。当南京市民们得知十年前曾拯救他们的德国人如今流落街头时，一场自发的募捐活动迅速展开。 大屠杀的幸存者们，不少人自己生活也不宽裕，却纷纷解囊相助。短短几天内，他们集资了相当于2000美元的款项。 同年3月，南京市长亲自前往瑞士，采购了大量的奶粉、香肠、咖啡、牛肉、黄油和果酱，分成四大包邮寄给拉贝。此后，南京市民每月都会邮寄食物包裹给拉贝，南京政府更是表明愿意为他提供免费住房和终生养老金，只要他愿意重返中国。 这些来自中国的援助对拉贝一家而言宛如雪中送炭。在给南京人的回信中，拉贝表示在收到包裹前，他们一直靠野菜维持生命。他感慨道，南京人的举动让他重新对生活有了信心，恢复了对人性的信念。 尽管身体状况有所改善，但多年的艰辛生活已经严重损害了拉贝的健康。1950年，这位曾经的救命恩人因中风离世，享年68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