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84年，清洁工耿维馥来到政府接待处单位，说要捐款。接待员问：“捐多少？”她说：“捐24亿，我要赎罪。” 1984年春天，北京市的一处政府接待处迎来了一位特殊的访客。这天，一位穿着朴素、头发花白的老年清洁工推开了接待处的大门。 ＂同志，我想捐款。＂老人轻声说道。 接待员抬起头，礼貌地问道：＂您要捐多少？＂ ＂捐24亿，我要赎罪。＂老人平静地回答。 接待员再次确认：＂大妈，您说要捐24亿？您确定没有记错吗？＂ ＂没错，就是24亿。＂老人重复道，眼神中透露出一种坚定。 要理解这位清洁工大妈的故事，需要回到民国时期。耿维馥出生在一个商家大户，从小衣食无忧，受到良好的教育。在那个动荡的年代，耿家却始终保持着对国家的忠诚。 耿维馥的日记中曾写道：＂即使国家落难，我们也不能放弃对她的爱。＂这种朴素的爱国情感在她幼小的心灵中就已生根发芽。 十五岁那年，命运之轮悄然转动。一次偶然的机会，耿维馥在哥哥的相册中看到了一张照片，照片上的年轻人气宇轩昂，眼神坚定。这个人就是赵欣伯，当时是她哥哥的同学。 少女的爱慕之情一发不可收拾。在朋友的介绍下，耿维馥与赵欣伯相识了。赵欣伯曾有一位恋人叫王碧琰，是风尘女子。王碧琰为赵欣伯怀孕，但因家族反对和生产时的大出血不幸离世。赵欣伯深爱着王碧琰，这段感情成为他心中挥之不去的伤痛。 当赵欣伯与耿维馥相恋后，他提出了一个令人震惊的条件：要求耿维馥改名为赵碧琰，否则不与她结合。面对这样的要求，耿维馥陷入了深深的矛盾。但爱情的力量让她做出了这个艰难的决定。 就这样，耿维馥成为了赵碧琰，开始了一段新的人生。 赵欣伯出生于1890年，早年曾在清朝禁卫军服役，后来进入北洋大学学习。辛亥革命后，他加入了国民党，也曾在北京文明新剧团扮演过旦角。 二次革命的失败，他逃往东北，改名给日本人当起了中文老师，开始了他的汉奸之路。1915年，赵欣伯前往日本留学，在明治大学毕业后留在日本大学任教。在此期间，他结识了包括土肥原贤二在内的多位日本军官。 1931年九一八事变后，他借助与日本军国主义分子的关系，担任了伪满洲国的立法院院长。在这个位置上，他不仅协助日本侵略者建立傀儡政权，甚至连＂满洲国＂这个名称都是由他提出的。 赵欣伯利用职权大肆搜刮财富，积累了巨额不义之财。而这笔财富，最终成为了赵碧琰心中无法释怀的负担，也是她后来要捐出的24亿元的来源。 随着赵欣伯在伪满洲国地位的不断攀升，赵碧琰看到了丈夫的变化。面对丈夫走上的不归路，赵碧琰多次尝试劝阻。 ＂国家兴亡，匹夫有责。＂赵碧琰曾这样提醒丈夫。然而，面对妻子的规劝，他只是敷衍地回应说再等等，等攒够了钱就带全家远走日本。 赵碧琰的痛苦与日俱增，她甚至以死相逼，希望唤醒丈夫的良知。但这一切都无济于事。赵欣伯的堕落已经无法挽回，他继续在伪满洲国担任要职。 1939年，赵欣伯被举报贪污，全家被迫迁往日本。然而，贪婪的赵欣伯仍不满足，同年又回到中国，担任伪华北政务委员会法律顾问，继续为日本侵略者效力。 直到1945年日本投降，赵欣伯因汉奸卖国罪被关进北平第一监狱。1951年，他在北京市公安局看守所中猝死，结束了他罪恶的一生。 赵欣伯死后，他那笔巨额不义之财仍然存放在日本银行。国家有关部门了解到这一情况后，派工作人员找到赵碧琰，希望她能前往日本将这笔钱取回。 起初，赵碧琰对这笔钱并不感兴趣。这是丈夫背叛国家获得的不义之财，她不愿与之有任何牵连。但是，工作人员耐心地解释，取回这笔钱是为了让它回到被掠夺的国家和人民手中。赵碧琰最终同意前往日本。 然而，事情并不顺利。在日本法庭上，突然出现了许多自称是赵欣伯＂家人＂的陌生人，他们也来争夺这笔遗产。面对这些陌生人的争抢，赵碧琰一时陷入了困境。 关键时刻，赵碧琰灵机一动，向法官提出了一个请求：她想剪一些窗花来缓和紧张的氛围。得到法官同意后，赵碧琰拿起剪刀，用左手熟练地剪出了精美的窗花。 这个细节引起了法官的注意。在赵欣伯的一份文件中曾提到，他的妻子心灵手巧，能用左手剪出精美的窗花。正是这个细节，确认了赵碧琰的身份，让她成功继承了丈夫的遗产。 带着这笔巨额财富回到祖国后，赵碧琰并没有改变自己的生活方式。她依然过着简朴的生活，甚至找了一份清洁工的工作来维持日常开销。 每当夜深人静，赵碧琰常常辗转难眠。那笔存在银行账户里的24亿元，如同一块石头压在她的心头。这些钱来源不正，是丈夫背叛国家、助纣为虐的见证。 1984年5月，一个普通的工作日，赵碧琰走进了政府接待处。当接待员问她要捐多少钱时，她平静地回答：＂捐24亿，我要赎罪。＂ 随后解释了这笔钱的来源，以及她丈夫赵欣伯的身份。政府接受了这笔捐款，并将其用于国家的慈善事业和公共建设，实现了赵碧琰的心愿。捐款后的赵碧琰依然过着简朴的生活，但她的内心终于获得了平静。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