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57年，傅作义到功德林看望陈长捷，陈长捷激动大喊：“你在北平谈判，让我坚守天津，结果你成了起义将领，我成了战犯，我这辈子都不会原谅你！” 在民国军阀混战的年代里，保定军校走出了许多赫赫有名的将领。其中，傅作义和陈长捷就是其中的佼佼者，两人分别毕业于保定军校第5期步科和第7期骑兵科。 傅作义比陈长捷早两期毕业，但两人在校期间就已相识，并建立了深厚的友谊。毕业后，两人的命运再次交汇在晋绥军，陈长捷成为了傅作义的部下，担任营长一职。 随着军阀混战的持续，两人的军事才能逐渐显露。在1930年的中原大战中，傅作义升任第3方面军第2路军总指挥兼第十军军长，而陈长捷所在的106旅也扩编为12师，并由陈长捷担任师长。 战争中，陈长捷率领12师沿津浦线南下，连下济南、曲阜等重镇，展现出卓越的进攻能力。这一战役之后，晋绥军内部就流传着＂傅善守，陈善攻＂的说法。 1940年，陈长捷的军旅生涯迎来重大转折。当时阎锡山下令收缴友军第90军散兵游勇的装备，但陈长捷认为此举有违军人道义，拒不执行。 这一决定让陈长捷失去了阎锡山的信任，不仅被剥夺兵权，还遭到监视。在这危急时刻，陈长捷选择投奔老友傅作义。 傅作义接纳了陈长捷，并为其谋得了晋绥边区副总司令的职务。不久后，又推荐陈长捷担任伊克昭盟守备军总司令，负责处理当地的复杂局势。 然而，1943年的昭盟事变陈长捷奉命进行镇压，最终平息了事变。但为了安抚各方势力，陈长捷被罢免一切职务，沦为替罪羊。 这次事件后，陈长捷被调往重庆陆军大学深造，实际上是被排除出军事核心圈。 1948年，国共内战进入关键时期，傅作义采取了＂依城决战＂的战略方针。在他的布局中，张家口、北平、天津构成了三个重要支撑点。 当时傅作义的主要将领都有重要任务：董其武守卫绥远，孙兰峰镇守张家口，傅作义本人则坐镇北平。在这种情况下，他想到了正在兰州担任联勤总部第八补给区司令的陈长捷。 陈长捷接到调令后，立即放弃了安稳的后方职位，赶赴天津就任守备司令。到任后，他在四个月内完成了两项重要任务：加强城防工事建设和征兵两个旅。 但是两位老将在战局判断上都犯了致命错误。他们认为解放军在辽沈战役后需要长期休整，即使入关也最多只能调动50万兵力。 基于这个判断，傅作义制定了两步走的防御计划：先以多个军分别防守杨村、芦台、唐山等地，再将主力部队撤至津沽唐地区集中。然而，现实很快就打破了他们的预期。 解放军东野没有经过预想中的长期休整，就以80余万大军入关，远超傅作义估计的50万人。更糟糕的是，张家口战事告急，傅作义不得不从天津抽调62军和92军驰援。 1948年12月，东野部队已逼近宝坻。天津守军损失惨重，仅剩6万人。虽然城内还有5至6万从东北撤退下来的散兵，但这些部队纪律松散，不听指挥。 陈长捷多次向傅作义请示应对之策，但傅作义总是推托，只让他＂坚持就有办法＂。1949年1月13日，东野发起总攻，仅用29小时就突破了天津城防的主阵地。 天津之所以这么快被攻破，原因有三：一是地下党组织早已掌握了完整的防务布局；二是守军主力被抽调后，许多工事形同虚设；三是东野指挥官刘亚楼采取＂东西对进＂的战术，成功分割包围了守军。 1月15日清晨，当陈长捷最后一次向傅作义报告天津即将失守时，傅作义只说了一句＂你可以接洽和平＂。话音未落，东野将士就冲进了陈长捷的指挥所，这位曾叱咤风云的晋绥军名将就此被俘。 天津战役结束后，傅作义和陈长捷的命运走向了截然不同的方向。傅作义通过北平和谈，最终实现和平起义，成为了新中国的功臣。 而陈长捷则因为坚守天津被俘，随后被关押在功德林战犯管理所。这位昔日的抗日名将，就此开始了长达十年的牢狱生活。 在功德林期间，当傅作义派人来看望陈长捷时，陈长捷当场拍案而起，严厉抨击傅作义利用他人牺牲来为自己谋取利益。这次见面的尴尬场面，也暴露出两位昔日老友之间已经形成的深深裂痕。 到了1956年，傅作义亲自来到功德林探望陈长捷。面对这位曾经的老友，陈长捷选择了沉默以对，甚至连最基本的礼节性问候都没有。 在后来的谈话中，陈长捷多次表达了对傅作义的不满。他认为傅作义在北平和谈期间，一边让他坚守天津，一边为自己谋取政治资本，最终导致两人截然不同的结局。 这种命运的巨大反差，让陈长捷感到极度失望。在他看来，自己从1940年投奔傅作义开始，就一直对这位老友忠心耿耿，但换来的却是被当作政治谈判的筹码。 从昭盟事变到天津保卫战，陈长捷两次成为了傅作义政治行动中的牺牲品。第一次被撤职查办，第二次沦为战俘入狱，这种遭遇让他无法释怀。 其实在天津战役后，傅作义也曾多次为陈长捷请求释放。但由于种种原因，这些请求都未获批准。这也让陈长捷在功德林中度过了整整十年。 1957年的那次会面，成为了两位昔日战友最后的交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