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75年后，20万越南难民逃进香港，香港全部接收了，给了他们香港身份，听说他们的后裔有些成了香港废青，港独。当年越南难民住在难民营里，每天衣食无忧，就知道生孩子，难民营内生育率奇高。 2019年的香港街头，各种社会运动此起彼伏。在众多参与者中，有一个特殊的群体引起了社会的关注——越南裔香港人。他们的出现让人们不禁追问：这些年轻人的家族历史，要追溯到将近半个世纪之前的那场大规模迁徙。 1975年，随着越南政治局势的剧变，大批难民开始逃离故土。香港，这个距离越南仅500英里的英属殖民地，成为了许多越南难民的避风港。据统计，从1975年开始的数年间，约有20万越南难民通过海路来到香港。对于当时仅有400多万人口的香港来说，这无疑是一个巨大的挑战。 然而，这个时期的香港正处于经济快速发展阶段。随着制造业的蓬勃发展，劳动力需求激增。这种特殊的历史机遇，某种程度上促使香港政府做出了接纳难民的决定。香港政府采取了一系列措施安置这些难民，包括设立专门的难民营，提供基本的生活保障。 在财政投入方面，香港政府的付出相当可观。每年用于难民安置和管理的经费高达1亿港元。按照当时的汇率计算，用于每个难民的日均开支约为100港元。这个数字甚至超过了同期香港本地老年人的公共援助金，后者仅为每天50港元。这种投入力度在当时引发了不少社会讨论。 难民营的设立是一项系统工程。香港政府在多个区域建立了难民营，配备基本的生活设施。营地内除了住宿区，还设有医疗站、临时学校等公共设施。虽然条件简陋，但确保了难民的基本生存需求。这些营地的管理采用了相对开放的方式，允许难民在特定时间外出寻找工作机会。 香港的地理位置在这次人道主义行动中发挥了关键作用。与越南相距不远的海上航程，使得许多难民得以乘船逃离。虽然航程危险，但对于急于逃离的难民来说，这是一条可行的路径。香港的港口设施和海事管理体系，也为接收这些海上难民提供了必要的支持。 这段历史展现了香港社会的包容性，但同时也带来了诸多挑战。政府需要在维持社会秩序和人道主义援助之间取得平衡。大量难民的涌入不可避免地对香港的公共服务系统造成压力，包括住房、医疗、教育等方面。 另一个值得关注的现象是，这段历史对香港的人口结构产生了深远影响。难民营内的高生育率现象，使得越南裔人口在香港迅速扩大。这些在香港出生的第二代，从法律意义上已经是地道的香港居民，但他们的成长环境和社会认同却呈现出独特的复杂性。 在难民营的日常生活中，虽然基本的衣食住行得到了保障，但这种生活并非想象中的安逸。难民们居住在拥挤的营房里，共用有限的公共设施。虽然每天有固定的食物供应，医疗照顾也基本到位，但这种封闭式的生活环境带来了其他问题。其中最引人注目的是难民营内异常高的生育率，这与当时的生活环境和文化传统有着密切关系。 教育资源的缺乏是难民营面临的另一个严峻问题。虽然营地内设有临时学校，但教育质量和资源都相当有限。许多孩子只能接受最基础的教育，这种情况直接影响了下一代的发展前景。语言障碍更是加剧了教育困境，很多越南难民子女既要学习粤语，还要适应全新的教育体系。 在就业方面，香港当时快速发展的经济为难民提供了大量工作机会。制造业、建筑业、服务业等行业都需要大量劳动力。然而，由于语言障碍和技能限制，大多数难民只能从事低技术含量的工作。虽然能够获得一定收入，但往往难以获得更好的职业发展机会。 社会融入的过程并非一帆风顺。文化差异、语言障碍以及生活习惯的不同，都给越南难民带来了适应上的困难。更严重的是，一些难民因为无法适应新环境或找不到合适的工作，逐渐走上了违法犯罪的道路，这导致了社会治安问题的出现，也加深了本地居民对难民群体的负面印象。 对于在香港出生的第二代越南裔居民来说，他们面临着更为复杂的处境。虽然在法律上拥有香港居民身份，但他们中的许多人从出生就生活在社会的底层。有限的教育资源和社会资本，使得他们在向上流动方面面临重重障碍。一些人只能继续从事非技术性工作，有些则不得不依靠非正当手段谋生。 身份认同的问题也困扰着这些第二代越南裔香港人。他们既不完全认同父母的越南文化，又在融入主流香港社会时遇到阻力。这种身份的矛盾和现实处境的困难，某种程度上影响了他们对社会的态度。在近年来的社会运动中，部分越南裔年轻人的激进表现，或许也与这种复杂的身份认同有关。 回望这段历史，我们看到的是一个关于社会融合的复杂过程。香港社会在接纳难民方面展现出了人道主义精神，但在后续的融入过程中，却面临着诸多现实困境。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