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3年，西安尿毒症女子为了活下去，和患骨髓瘤的男子签下了结婚协议：“婚后，我会尽全力照顾你，但是你死后，得把肾捐给我。”谁知，男子提出了1个条件后，就爽快答应了。 2017年，乐乐被诊断为尿毒症，肾脏已无法正常排出体内的水分，过多的水分摄入会导致全身水肿，引发更多并发症。为了控制病情，医生建议她一滴一滴地喝水，甚至大多数情况下几乎完全不让她喝水。要实现乐乐恢复健康并继续追求梦想，肾脏移植是唯一的办法。然而，适合她的肾源却成为了一个巨大的难题。中山大学附属第一医院器官移植科主任王长希教授表示，每年仅在中山一院，就有2000多人等待肾脏移植，但每年实际完成的肾移植手术不到300例，儿童患者的数量更为稀少，仅为20例。 肾移植是将健康人的肾脏移植给因肾脏病变而失去肾功能的患者，这一手术在医学上被称为肾移植，通俗来说就是“换肾”。尽管如此，在我国，每年大约有150万尿毒症患者进行透析，其中有30万患者在等待器官移植。能够成功接受肾移植手术的患者仅有约1万名，意味着他们是成千上万患者中的万分之一。 随着我国慢性肾脏病患者数量的不断增加，目前已有约1.3亿人受此困扰。尿毒症患者的队伍日益庞大，而肾脏器官资源的供求差距也越来越严重，有时候甚至需要200个人来等待一个肾脏。器官紧缺已成为我国肾脏及其他器官移植事业发展的重大瓶颈。 2013年，在西安，一名患有尿毒症的女子为了生存，决定与一名患有骨髓瘤的男子签署婚约。这个婚姻的唯一目的是等待“丈夫”死亡，以便能获得他的肾脏，这段婚姻也成为世界上最无奈、最功利、最不可告人的婚姻之一。 然而，命运却和他们开了一个天大的玩笑。原本被认为无法存活的两个人竟然奇迹般地双双康复，身体逐渐恢复健康。 2015年2月，西安，一场特别的婚礼正在举行。新郎于建平与新娘王宵站在婚礼的殿堂，望着台下亲朋好友欣慰的笑容，眼中闪烁着幸福的泪光。没有人会想到，就在两年前，这对新人相识竟源于一纸特殊的“生死契约”。 时光回到2013年，23岁的王宵正值花样年华，却被命运无情击倒。在一次例行体检中，她被确诊为尿毒症晚期，医生告知她若不及时进行肾脏移植手术，生命可能只剩不到一年。在几乎放弃希望时，一位同病相怜的病友提出了一个震惊的建议：寻找一位癌症晚期病人结婚，等对方去世后，便可获得器官移植。这个提议让王宵陷入了长久的沉默。 经过反复思考，王宵加入了一个当地癌症病友的QQ群，诚恳地说明了自己的情况，并发布了一则特殊的征婚启事。令她意外的是，群里的病友们并未对她的做法表示谴责。第三天晚上，一位名叫于建平的群友主动联系了她。26岁的于建平是骨髓瘤患者，他平静地接受了提议，并提出一个要求：希望王宵能在他离世后，继续照顾他的父亲。 虽然这段婚姻始于协议，却意外地成为了一段感人至深的爱情故事的开端。婚后的生活并非如想象中的尴尬和生疏，两人都是重症患者，彼此更能理解对方的痛苦与无助。2015年2月的婚礼现场，这段始于交易的婚姻，最终收获了最珍贵的爱情。 许多透析患者由于病情限制，无法从事任何体力劳动，甚至连正常工作都很难维持，失去了收入来源。没有收入，透析和药物费用成了难以解决的难题。很多透析患者在生活中也感到孤独，因为社会对尿毒症的认知不足，他们可能会被离婚、被抛弃，甚至失去工作。对于那些经济条件允许、身体适应肾移植的患者来说，肾移植无疑是他们的新生，是通向美好未来的希望。 然而，肾移植患者回归社会和家庭的过程并不顺利，特别是女性患者。许多女性患者并非不愿意回归社会，而是渴望回归却面临着诸多现实困境。例如，王丽自2008年成功换肾后，已经记不清遭遇了多少次因“换肾”而被拒绝的经历，许多公司因为她的病史而不敢录用她。这种歧视不仅体现在职场，甚至延伸到她的婚姻生活中。 王丽曾有一段长达三年的恋情，但因病史，她的男友最终选择了离开。尽管伤心，王丽并未埋怨，而是理性地思考，即使结婚，也可能因为无法生育而面临问题。对于女性肾移植患者来说，怀孕期间体内激素水平的变化或液体负荷的增加，都会加重肾脏负担，甚至可能引发移植肾脏的损伤。因此，医生通常建议肾移植患者尽量避免怀孕。 艾拉，另一位女性肾移植患者，虽然并不坚持传统的“结婚必生子”的观念，但她仍担心未来的丈夫和公婆不接受她只婚不育的选择。果然，她的男友得知她无法生育后，选择了分手。尽管艾拉提出可以考虑试管婴儿或领养，但男友依旧坚持认为这些方案无法接受，最终两人分道扬镳。 丁小明医生表示，女性肾移植患者如果身体条件允许，完全可以在肾移植后三年内尝试怀孕，并通过充分的医学检查和专业医生的指导，顺利怀上健康宝宝。他的科室里就有不少女性患者，在肾移植后成功怀孕并生下了健康的孩子。然而，尽管如此，肾移植患者，尤其是女性，仍然面临着来自社会、家庭甚至医疗的多重压力。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