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86年5月，许鹿希开始经常把62岁的邓稼先抱在怀里，像哄着婴儿一样，用摇动来缓解邓稼先的苦痛，她多么想把他抱得更紧，甚至恨不得把他融化进自己身体的血液里，补偿夫妻二人28年来的分离之痛。 1986年5月的北京医院里，许鹿希轻轻地将丈夫邓稼先抱在怀中，用摇晃的动作缓解他的病痛。那一年，邓稼先才62岁，却已经被癌症折磨得不成人形。 回溯到1924年，邓稼先出生在安徽怀宁县的一个书香门第。他的父亲邓以蛰是著名的文学博士和美学家，从小就对这个男孩寄予厚望。 六岁那年，国内军阀混战，硝烟弥漫。七岁时，日本在东北发动九一八事变，中华大地战火纷飞。 父亲邓以蛰看着这个动荡的年代，对儿子说：＂学理才能救国，学理勿学文！＂这句话深深地刻在了年幼邓稼先的心里。 17岁时，邓稼先以优异的成绩考入了西南联合大学物理系。在那个物资匮乏的年代，他和同学们经常要跑到二三十里外的地方去挖掘实验仪器。 艰苦的环境没有磨灭邓稼先对知识的渴望。除了物理专业课程，他还坚持学习英语，尽管有同学嘲笑他＂学洋鬼子的语言＂。 大学毕业后，邓稼先远渡重洋，前往美国普渡大学深造。在那里，他创造了一年零十个月就获得博士学位的记录，被称为＂娃娃博士＂。 美国的优厚条件没有留住这位年轻有为的科学家。1950年，26岁的邓稼先毅然决然地回到了祖国。 回国后，邓稼先在中国科学院物理研究所工作，遇到了同样满怀报国之志的许鹿希。这位年轻的医学工作者，成为了他一生的伴侣。 1953年，邓稼先和许鹿希组建了家庭。日子虽然清贫，但充满温馨与希望。偶尔拿到稿费，邓稼先会带着孩子们上街买玩具。 这样平静的生活在1958年戛然而止。一个普通的日子，34岁的邓稼先告诉妻子，他要去一个不能说的地方工作。 许鹿希和两个年幼的孩子留在了北京，大女儿典典四岁，小儿子平平才两岁。外界对这个没有丈夫陪伴的家庭充满质疑，有人说邓稼先抛妻弃子，有人说他们已经离婚。许鹿希始终保持沉默，专注于自己的工作和家庭。 在解剖学教研室里，她认真钻研业务，最终成为了一名教授。工作之余，她还要辅导孩子们的功课，为他们撑起一片天空。 而此时的邓稼先，正在戈壁滩上为中国的核武器事业奋斗。 1964年10月，中国第一颗原子弹成功爆炸。邓稼先作为核心研究人员，亲自到现场采集样本，确认试验结果。 这个重大突破之后，邓稼先没有停下脚步。他带领团队继续钻研氢弹技术，以惊人的速度推进研究进程。 在一次航投原子弹试验中，降落伞没有打开，原子弹掉在地上摔裂。邓稼先亲自冒着危险前去检查，这次事故让他受到了严重的核辐射。 即便身体出现异常，他仍然坚持工作。每天三班倒的工作制度，让他的身体逐渐透支。在这漫长的岁月里，夫妻俩只能通过书信保持联系。信中的话语克制而简短，但字里行间都是对彼此的牵挂。 许鹿希总是在信中报喜不报忧，告诉丈夫孩子们的成长，但从不提及生活的艰辛。邓稼先的回信则更加简短，多是询问家人的近况。 戈壁滩上的生活异常艰苦，但邓稼先从未抱怨。他知道自己肩负的使命，也明白国家对他的期望。每一次科研突破，都让他们离梦想更近一步。 最终，他们用了两年零八个月的时间，创造了研制氢弹的最快纪录。这个速度让全世界都为之震惊。 1986年初，邓稼先被确诊为直肠癌晚期。医院明确告知他无法进行化疗，这意味着生命已经进入倒计时。 检查结果显示，他的小便中含有放射性物质，肝脏已经受到严重损害。这些都是长期接触核辐射留下的伤害。 即便如此，邓稼先仍然放不下手中的工作。他要求回家休养，不是为了静养，而是为了能够继续投入到科研事业中。 许鹿希终于可以照顾丈夫了，但见到的却是一个饱受病痛折磨的人。她细心地照料着丈夫的饮食起居，为他注射止痛剂。放射性钚的衰变在邓稼先体内持续扩散，带来难以忍受的痛苦。 这对分离了二十八年的夫妻，终于在生命的最后时刻重逢。邓稼先常常向妻子道歉，为自己以这样的方式回到她身边。 在这段日子里，邓稼先经常和妻子聊起过去的往事。他说起在戈壁滩上的岁月，说起为国家核事业奋斗的点点滴滴。 有时，他也会谈起对核事业的期望。他说，如果有来生，还要继续投身到中国的核事业中去。 1986年5月，许鹿希开始经常把虚弱的丈夫抱在怀里。这个曾经意气风发的科学家，如今只能依靠妻子的照料来减轻痛苦。但他的精神依然坚强。 两个月后的7月29日，邓稼先因全身大出血离开了人世。他用62年的生命，完成了对祖国的承诺。 在他生前，整个科研组获得了一万元的总奖金。按级别分配后，邓稼先获得了最高级别的奖金——二十元。 这位两弹元勋生前的居所异常简陋，但他从未在意过物质条件。他把全部的精力都投入到了国家的核事业发展中。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