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35年春，黔北的夜空笼罩着层层乌云，红军高层的一次秘密会议正在紧张进行。

灯光微弱，室内的气氛却异常凝重。蒋介石正挥军追击，而红军却在敌我悬殊的劣势下，面临着一次生死攸关的战略抉择。

就在这时，一份奇特的作战计划被提出——冒充蒋介石，向国民党高级将领下达虚假的命令。

计划一出，众人无不震惊。这大胆的计谋真的能够骗过国民党的层层防线？

国民党军是否会毫无察觉地听命于这封虚假的电报？

国民党的全面进攻与红军的埋伏部署

1933年1月6日，国民党调集了五个精锐师，集结成强大的进攻力量，向中央苏区发动大规模进攻。

这次行动是国民党精心策划的，力图一举歼灭红军，其中最为引人注目的是由吴奇伟指挥的第90师。

这个师在国民党军中素有“铁军”之称，其战斗力和作战意志都极为顽强。

面对这样一支强大的国民党军，红军深知正面硬拼无异于以卵击石，因此决定采取非常策略。

中央苏区的红军此时虽已多次经历战斗，但面对国民党此次精锐部队的全面进攻，红军领导层的应对依然必须谨慎而周密。

中央红军迅速展开情报搜集和分析工作，情报部门通过密切监控国民党军的电台通讯，成功破译了国民党的作战计划。

国民党军的作战意图以及部署细节被一一掌握，为红军制定相应的反击计划提供了宝贵的依据。

经过分析，红军决定采取伏击战术。红一方面军的一、三、五军团以及22军被迅速部署到预定的埋伏地点。

由于敌我力量悬殊，红军必须充分利用地形和对敌情的掌握，才能将战术优势发挥到最大化。

午夜时分，夜色浓重，红军的电台室内却依旧灯火通明，紧张的气氛在空气中弥漫。值班员曹祥仁独自坐在电台前，耳机中传来一阵阵杂音。

他凝神专注地监听着国民党军的电台信号，手指在纸上飞快地记录着每一条可能有价值的信息。

突然，电台频率中断了几秒，然后一个异常活跃的信号出现，曹祥仁立刻意识到这并不寻常。

国民党军的五部电台几乎同时开始发出“十万火急”的紧急讯号，这种频率和密度的通讯显然不同寻常。

曹祥仁敏锐地觉察到，这可能意味着国民党军已经发现了红军的部署，有了应对的行动计划。他迅速整理记录，并立即将情况汇报给上级。

经过快速分析，红军指挥层意识到，国民党军已在当晚侦察到红军的埋伏，并有可能正在调整进攻路线。

这意味着原有的伏击计划已被部分暴露，如果不立刻作出调整，红军将可能面临极大的被动。

为了应对这一突发情况，红军决定在最短时间内调整战略部署，将国民党军引入一个更为隐蔽、更具杀伤力的包围圈。

于是，新的作战命令在7日凌晨4时紧急下达。各部队接到命令后，迅速行动，撤出原来的埋伏点，重新部署在更为有利的地点。

清晨的雾气尚未散尽，国民党军的先头部队在吴奇伟的指挥下，按照调整后的路线开始前进。

队伍行进到山谷狭窄地带时，红军的伏击突然展开。

伴随着指挥员的一声令下，山谷两侧的红军部队同时开火，机枪、步枪、迫击炮的火力瞬间覆盖了整个山谷。

吴奇伟意识到遭遇伏击，急忙下令后队增援，但狭窄的地形严重限制了他们的机动能力。

红军不仅占据了制高点，还在国民党军的退路上埋伏了重兵，确保了国民党军无法轻易突围。

国民党军数次试图组织反击，但都在红军强大的火力面前被打得溃不成军。

经过数小时的激战，国民党军终因无法突围，逐渐陷入被动。

红军利用地形优势和精确的火力控制，逐步将国民党军压缩在狭小的空间内。

最终，国民党军彻底失去了抵抗能力，被迫撤退。

战后，红军高层对战斗中情报的精确性和及时性进行了总结分析，得出的结论是：情报的获取和解读能力，直接影响着战斗的成败。

基于此认识，1933年5月，中央军委做出了一个重要决定，成立总参谋部情报局，这就是后来的“二局”。

二局的成立，标志着红军情报工作进入了一个新的阶段。

曾希圣被任命为二局局长，这位情报专家以其深厚的学识和丰富的实战经验得到了广泛认可。

为了更好地应对国民党军队日益复杂的电报通讯，二局内部专门设立了破译科，由曹祥仁负责。

曹祥仁在之前的战斗中表现出色，特别是在捕捉和解读国民党军通讯方面展现了过人的才华。

担任破译科科长后，他迅速组织了一支技术过硬的小队，专门负责破译国民党军队的密码电报。

曹祥仁深知，国民党军的通讯密码复杂多变，若不及时解密，将错失战机。因此，他带领团队夜以继日地研究和分析国民党军电报的密码规律。

破译工作枯燥而紧张，常常需要长时间高强度的集中精力，但曹祥仁和他的团队毫不松懈。

他们深入研究国民党军的密电格式、用词习惯和发报特点，通过大量的数据分析和反复推演，逐步掌握了国民党军的通讯密码规律。

随着二局的不断发展，红军在情报战线上取得了一系列突破性的进展。

特别是在后来的几次战役中，正是因为二局及时破解了国民党的作战密码，红军得以提前预知国民党军动向，采取了有效的应对措施，从而屡屡转危为安，取得了战场上的主动权。

1935年3月30日夜晚，黔北的夜空漆黑如墨，寒气袭人，整个大地仿佛陷入了沉寂。

然而，在红军指挥部里，却灯火通明，气氛紧张而凝重。红军高层正在进行一次极为关键的会议。

参加会议的有周恩来、毛主席、王稼祥、朱德、刘伯承等几位核心领导人，以及一局局长叶剑英、二局局长曾希圣、三局局长王诤等情报专家。

会议一开始，周恩来首先发言，详细分析了当前的敌我态势。

他指出，红军目前正处于转移阶段，若国民党军得知红军计划渡过乌江并加以围剿，极有可能形成南北夹击的态势，届时红军将陷入极为不利的局面。

毛主席听完后点头表示同意，他补充道：“国民党军若从北面扑来，再加上南面已有重兵把守，我们将陷入被动，形势比湘江之战时更加危急。”

会议室内气氛愈发紧张，所有人都在思考对策。

就在这时，曾希圣沉思片刻，提出了一个大胆的建议。他说：“我们可以冒充蒋介石，向国民党军发出假电报，误导他们的判断和行动。”

这一提议让在场的人都一愣。曾希圣进一步解释道：“蒋介石素来喜欢越级指挥，现在他坐镇贵阳，直接掌控局势。我们二局长期研究国民党的电报程序和密电习惯，我熟悉蒋介石的行文风格，曹祥仁也掌握了国民党军的密码和通讯方式，我们完全可以伪造一份以蒋介石名义发出的电报。”

大家听后深感此计可行，特别是毛主席和周恩来，他们深知蒋介石指挥风格独断专行，且频繁干涉前线作战，如能成功冒充，极有可能使国民党军陷入混乱。

于是，经过短暂讨论，红军高层决定采纳曾希圣的建议，并着手实施这一计策。

会后，曾希圣立即召集二局的核心成员进行具体部署。

他亲自起草了假电报的内容，电报写得极为谨慎，用词和格式完全仿照蒋介石的习惯，内容则是命令吴奇伟和周浑元两部“星夜并程，限明日抵达泮水、新场”。泮水、新场距离红军的实际渡口有百余里，一旦国民党军听从指令调动部队，根本无法及时赶回参与围剿红军。

草拟好电报后，曾希圣将其交给破译科的曹祥仁进行加密处理。

曹祥仁带领他的团队，将这封伪造的电报用国民党军的密电格式进行加密，并通过模拟国民党军电台的发报频率和方式，向国民党军的指挥网络发送出去。

一切准备就绪后，这封假电报终于在3月30日深夜被发送了出去。

电报中命令周浑元和吴奇伟立即带领部队转移到泮水和新场方向，这两个地点距离红军实际的渡江点有百余里远，若国民党军按照电报行事，势必会远离红军主力，无法及时赶到乌江参与围剿。

周浑元和吴奇伟收到电报后，看到电报格式无误、内容严谨，完全符合蒋介石一贯的指挥风格，二人没有丝毫怀疑，立即遵令行事。

两支部队连夜紧急调动，按照电报指示向泮水和新场方向进发。

在行军过程中，吴奇伟还不忘加强戒备，防止红军可能的突袭，但殊不知，他的部队早已被引向了错误的方向。

与此同时，红军在乌江的渡江行动如火如荼地进行着。

乌江江面波涛汹涌，水流湍急，但红军的战士们毫不畏惧，他们借助简易的木筏和小船，冒着寒冷和风雨，昼夜不停地渡江。

负责掩护的部队严阵以待，密切监视着四周动静，以防国民党军突然袭来。

然而，由于假电报的成功发送，国民党军主力根本未能及时赶到，红军得以顺利渡过乌江。

3月31日清晨，当最后一批红军成功抵达对岸，整个渡江行动圆满完成。

红军不仅成功摆脱了国民党军的追击，还迅速在对岸展开新的战斗部署。

乌江江岸一片宁静，仿佛未曾经历过这场惊心动魄的行动，而在远处的泮水和新场，周浑元和吴奇伟的部队还在按“蒋介石”的命令加紧行军，试图赶到指定地点。

几天后，蒋介石得知红军已顺利渡江，不仅没有被围困，反而成功逃脱，他勃然大怒。

蒋介石对周浑元和吴奇伟等将领的行动极为不满，认为他们行动迟缓，未能有效阻止红军渡江。

他发出严厉的电报，责骂这些将领“贻误战机，失职渎职”，甚至还考虑是否对他们进行惩处。

吴奇伟等人百口莫辩，他们确实是按照电报命令行事，但在蒋介石眼中，这些都不足以成为他们失职的借口。

蒋介石的愤怒和斥责，完全没有触及红军的真实意图和行动，更没有察觉到那封决定性电报的真相。

曾希圣等人精心策划的这次情报战，彻底蒙蔽了国民党的指挥系统，使国民党军在关键时刻做出了错误判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