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56年的一天，上海著名的钟表大亨俞征伟将全家人召集在一起，郑重地向他们宣布了一个重要的决定。听完这个决定后，家人们的表现先是疑惑和反对，但在俞征伟的解释和劝说下，他们逐渐改变了原先的态度。 在“公私合营”后，关于利润分配的问题，毛泽东制定了一份详细的分配表：纳所得税34.5%，福利费15%，公积金30%，资方红利20.5%。公私合营，顾名思义，是指公私双方共同出资和经营，按照各自的投资份额共享经营成果。然而，现实情况却较为复杂。在当时，工业企业的厂房、设备、原料、资金，商业的店铺房屋、商品、资金几乎完全由私方提供，而公方则派出代表，接管私方的工商企业，实际上变成了“国家资本主义”性质的企业。在每个月或年底，私方将获得一笔“定息金”，年息从1厘到6厘不等。 这一切的实施背景是对私营工商业进行改造，这一过程实际上是一场复杂的阶级斗争，必然会面临资本家的反抗和动摇。毛泽东当时认定，那些反抗改造的资本家以及在经营过程中有违法行为的，比如抗税、偷税漏税等，应该被视作“反动资本家”，这部分人占资本家总数的约5%。当时，所有雇佣10人以上的工商业者都被归类为“资本家”，在全国范围内，大约有300万这样的人。 在中国近代历史的长河中，有一群商人，他们凭借敏锐的商业眼光和坚韧不拔的创业精神，开创了一个又一个商业的繁荣。不仅如此，他们还以深沉的爱国情怀和无私的奉献精神，为国家的富强和民族的振兴做出了重要贡献。 1956年1月，上海沪光钟表店的资方俞征伟一家的情况也与此相关。当时，俞征伟全家正在整理手表，准备将价值12000元的98只名贵手表拿出来，作为投资加入到公私合营的企业中。 1949年，新中国成立前夕，不少人选择离开大陆。俞征伟的一些好友苦劝他也一起走，但俞征伟却坚定地表示，自己一定要留下来，为新中国的建设贡献自己的力量。做出这个决定的过程中，俞征伟曾有过短暂的动摇，但在和妻子商议后，两人达成共识，要与新中国共进退，一起见证祖国的繁荣富强。 转眼到了1956年，公私合营运动席卷了上海。面对号召，俞征伟再次面临抉择。他审时度势，深知个人的前途命运与国家的发展密不可分。尽管手中的98只名表价值连城，但俞征伟毅然决定，要将这些名表投资给国家，为社会主义事业贡献自己的一份力量。 俞征伟做出决定后，将全家人召集到一起，郑重其事地宣布了这一消息。起初，家人们听到要把价值连城的98只名表投资给国家，都感到十分震惊，甚至有些人还表示反对。他们担心这样做风险太大，万一投资失败，家里就损失惨重了。 面对家人的疑虑，俞征伟并没有强硬地要求他们服从，而是耐心地做起了思想工作。俞征伟常对孙辈们说，＂家是国的一部分，国强则家兴。我们每个人的命运都与国家紧密相连，只有国家繁荣昌盛，我们个人和家庭才能真正幸福美满。＂ 在俞征伟的感召和爱国情怀的感染下，家人们的态度开始逐渐转变。他们意识到，个人利益固然重要，但在国家利益面前，有时也应当做出牺牲和奉献。于是，家人们纷纷表示支持俞征伟的决定，并一起动手整理那98只名表，准备投资给国家。 日本宣布无条件投降后，中共中央决定新四军北撤到山东等地，而郑有荣则响应党组织的决定，继续隐蔽身份，将万利电机厂发展成新四军的红色地下工厂，并为解放区秘密采购和运送军用物资。1947年秋，淮海战役即将打响，解放战争进入决胜阶段。为加强部队联络，新四军淮南支队急需一批收发报机，要求郑有荣想方设法组装电台。然而，当时上海尚未解放，国民党特务活动猖獗，无线电通讯器材受到严格监控。在这种严峻的形势下，要在敌人的眼皮底下组装电台，几乎等同于自投罗网。 面对这个艰巨的任务，郑有荣毫不畏惧，迅速组织技术人员，暗中采购各种电子元件，按照图纸小心谨慎地进行分段焊接和整机调试。仅用了三个月时间，他就成功组装了八台收发报机。在电台调试过程中，发出的“滴滴答答”按键电波声多次引起了国民党特务的注意，但郑有荣凭借着胆识与智慧，一次又一次成功避开了敌特的侦查，为新四军苏北和浙江四明山的革命根据地组装了十多台收发报机，在解放战争中做出了重要贡献。 1951年，郑有荣加入了中国共产党。入党后，他将自己六万元的股金全部上交国家，并带头参与“公私合营”，将自己的万利电机厂合营成上海无线电二厂。同年，毛柏生在工商界发起了捐献飞机、大炮等活动，以支援抗美援朝的斗争。各界人士共捐献人民币（旧币）39.8亿元，这一活动在社会上产生了深远影响。 1956年，公私合营进入高潮，私营企业转变为合营企业，原本的工商业者逐渐从资本家转变为半公家人。在这一年，毛主席在南京市委礼堂接见了江苏省工商联执行委员会的全体委员，毛柏生在接受接见后回到常熟。他深入工商界，贯彻上级的政策，首先在民建会员中作动员，再带动一批工商界人士，最终代表全市工商界向市委市政府递交了公私合营的申请报告。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