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87年9月24日，邱会作服刑期满，出了监狱。公安人员向他宣布：就地安置，每月

1987年9月24日，邱会作服刑期满，出了监狱。公安人员向他宣布：就地安置，每月200元生活费，拿着释放证到当地派出所报户口，开始新生活。 1937年，在江西兴国县的一户农家，15岁的邱会作参加了中国工农红军。这个瘦小的少年，并不知道自己即将开启一段传奇的军旅生涯。 他最初被分配到后勤部门工作，负责给战士们准备粮草物资。在那个物资极度匮乏的战争年代，他逐渐展现出了非凡的后勤管理才能。 四野时期，邱会作在林彪的部队里担任后勤工作。他以严谨的作风和出色的组织能力，确保了部队在东北战场的后勤供应。 新中国成立后，邱会作凭借多年的后勤工作经验，逐步走上领导岗位。1955年，他被授予中将军衔，成为新中国第一批将军之一。 在总后勤部工作期间，邱会作表现出极强的组织管理能力。1959年，他正式出任中国人民解放军总后勤部部长，开始了他军旅生涯中最重要的一段时期。 总后勤部在他的主持下，建立了一套完整的军队后勤保障体系。这个体系在当时的国际形势下，为我军的现代化建设提供了重要支撑。 作为总后勤部部长，邱会作主持工作达12年之久。在这期间，他推动了多项重要的后勤改革，为部队的建设和发展作出了重要贡献。 然而，1971年的政治风波改变了他的人生轨迹。由于与林彪集团的关系，邱会作被免去总后勤部部长职务并被羁押。 这一年，他已经49岁。从少年参军到位居高职，再到突然被羁押，命运的转折来得如此突然。 1981年1月，特别法庭对邱会作做出判决。法庭认定其罪行，判处有期徒刑16年，刑期从1971年羁押之日起计算。 在此期间，他的健康状况每况愈下。考虑到他的年龄和身体状况，1981年9月，有关部门特批他保外就医。 1981年的秋天，邱会作获准保外就医，安置地点选在了西安。这座千年古都，是他的妻子胡敏的家乡。 保外就医的特批源于多方面的考虑。年近花甲的邱会作，身体状况每况愈下，监狱的环境已不适合他继续服刑。 在西安的最初岁月，住房问题首先得到解决。有关部门为他们安排了一套位于普通居民区的两居室住房。 生活保障方面，组织给予了基本的照顾。每月100元的生活补助，虽然不算丰厚，但保证了基本生活需求。 这段时期，他们的生活并不宽裕。住房虽有着落，但家里还需要请保姆照料起居，开支并不小。 1983年是一个转折点。组织上调整了对邱会作的待遇标准，月补助提高到200元。 除了现金补助的提升，还增加了实物福利。每月30斤粮食和半斤食用油的供应，减轻了生活负担。 医疗待遇也有了保障。在省人民医院设立了他的就医绿色通道，免除了看病的后顾之忧。 同年，他的妻子胡敏的待遇问题也得到妥善解决。组织恢复了她的军职关系，按照师职干部的标准办理了离休。 这一系列的调整，让这对老夫妻的生活逐渐走向正轨。虽然还在服刑期间，但基本生活已经不成问题。 在这段特殊时期，邱会作的活动范围受到一定限制。按照规定，他不能随意离开西安市区。 这种限制一直持续到1987年9月24日。这一天，他的刑期正式结束，公安部门向他送达了释放证。 拿到释放证的第二个月，他在西安落了户口。从此，这个曾经的军中将领，正式成为了西安的一名普通居民。 1992年，邱会作的生活迎来了新的变化。组织上为他重新安排了住处，搬到了西安南郊的干部离休所。 新居的面积达到170多平方米，环境幽静，非常适合老年人居住。同时，他的月补助也提高到了1500元，生活水平有了显著提升。 考虑到南郊距离市区较远，组织还特意为他配备了一辆小汽车。但这位老军人似乎更喜欢简单的生活方式，他和妻子依然保持着步行的习惯。 在这片安宁的环境中，邱会作逐渐养成了规律的生活作息。每天清晨起床，他都会保持军人的作风，把床铺整理得一丝不苟。 他的衣着永远整洁笔挺，即使是普通的便装，也要求扣子严丝合缝。这些细节，都显示出他骨子里依然保持着军人的严谨作风。 阅读成为了他晚年生活的重要内容。从历史典籍到现代科技，他的阅读范围十分广泛，特别关注生物科学和新兴的纳米技术。 每天晚上的新闻联播是他必看的节目。对于那些反映战争题材的电视节目，他也展现出特别的兴趣。 书法练习是他另一项重要的日常活动。通过执笔书写，这位老军人保持着与文化的紧密联系。 这样平静的生活一直持续到2001年底。那一年冬天，他的身体状况突然恶化，必须前往北京治疗。 组织对他的身体状况格外重视，特意安排他住进了协和医院的高干病房。医院的医护人员为他提供了最好的医疗照顾。 在北京治疗期间，相关部门一直密切关注着他的病情。从住院到治疗，各项安排都做到了妥善周到。 然而，时光终究无法倒流。2002年7月18日，邱会作在北京协和医院离开了人世，享年89岁。 回顾邱会作的晚年生活，我们看到的是一位老军人的从容与坦然。从最初的困难时期，到后来生活条件的改善，他始终保持着军人的本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