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59年苏联专家建议把北京的中华门拆除，得知这个消息后梁思成拼命反对，可是依旧没有改变最后结果，直到他死前，依旧放不下这个心结。 1972年，躺在病榻上的梁思成目光涣散，眼神中盛满岁月的沧桑。他的思绪不断地回到十多年前那个寒冷的冬天——1959年，当他得知苏联专家提议要拆除北京中华门的消息时，那种撕心裂肺的痛楚仿佛就发生在昨天。 ＂不行！绝对不行！＂当时的梁思成在会议室里拍案而起，声音因激动而颤抖，＂中华门不仅是北京的门面，更是中华文明的象征！＂会议室里的其他人都静默无言，只有苏联专家巴兰尼克夫面无表情地看着这位中国建筑大师。 中华门，这座历经明清两朝风雨的城门，见证了中国几百年的兴衰更迭。在明朝它叫大明门，清朝改称大清门，民国时期又被命名为中华门。这座门不仅是一个简单的建筑，更是北京古城防御体系的重要组成部分，是那凸字形城市轮廓的点睛之笔。 回忆起1949年的冬天，梁思成的眼前浮现出刚解放的北京城。那时的北京虽然战火未曾直接波及，但城墙上已布满了岁月的伤痕：墙体破损，垃圾成堆，杂草丛生。据统计，仅天安门广场一带就清理出了50多万吨垃圾。即便如此，梁思成和他的妻子林徽因依然坚信，这些问题都可以通过修缮解决。 1953年，梁思成和陈占祥共同提出了著名的＂梁陈方案＂。他曾满怀憧憬地描述：＂我们可以把这39.75公里的城墙变成一个独特的环城立体公园！人们可以在城墙上纳凉、游息、远眺，城楼还能改造成陈列馆、阅览室...＂他的双眼因这美好愿景而闪闪发光。 然而，现实总是残酷的。新中国成立初期，百废待兴，财力有限。苏联专家们认为，保留并修缮古城墙需要耗费大量人力物力，而这些资源完全可以用于更＂实用＂的建设。他们的方案以天安门为中心，规划建设首都行政中心，这意味着许多古建筑将被迁移或拆除。 梁思成得知这个决定后，连续几日难以入眠。他曾恳求：＂如果一定要拓宽道路，我们可以在城墙上开豁口，但请不要全部拆除啊！＂然而，这样的请求最终没有得到回应。一位老同志私下告诉他：＂这是中央的决定，谁反对就开除党籍。＂ 随着1953年北京市建设局＂策划小组＂的成立，梁思成被巧妙地排除在决策圈外。他和陈占祥被一些同事称为＂西洋派＂，仿佛他们保护中国古建筑的努力，反而成了不爱国的表现。 1957年的春天，梁思成再一次站在了满是裂痕的北京城墙上。他伸手抚摸着那些历经风霜的砖块，眼中闪烁着泪光。在一次报告会上，他情绪激动地喊出了那句让在场所有人都沉默的话：＂拆掉北京的一座城楼，就像割掉我的一块肉；扒掉北京的一段城墙，就像割掉我的一层皮！＂ 然而，这样的呐喊如同石沉大海。虽然文化部曾短暂＂叫停＂过拆除城墙的行动，全国人大代表俞平伯也公开表示应当慎重考虑，但这些反对声音很快就被时代的洪流淹没了。北京市的一位领导直接表态：拆除城墙是中央的决定，谁反对谁就会被开除党籍。 梁思成的学生孔庆普在这段历史中扮演了一个颇具讽刺意味的角色。1950年，家境贫寒的他从北大建筑专业辍学后，被分配到北京市建设局工作。他的第一个任务便是调查城门损坏情况，随后在周总理批准拨款后，带队修缮了包括东直门、西便门在内的6座城楼。谁曾想，短短几年后，这位曾经的修缮者却成为了拆除者。 1957年，孔庆普参与拆除朝阳门、东直门和阜成门的行动。他回忆说：＂当我站在东直门城楼下，心中满是惋惜。这座门是我们1951年才修好的，当时状况很差，修好后解放军维护得很好，现在却要拆掉它，老百姓意见很大。＂尽管如此，东直门城楼还是在短短十几天内被夷为平地。 到1958年底，北京外城的城墙和城楼基本被拆除殆尽。原本计划由专业队伍负责的拆除工作，逐渐变成了各区政府组织的大规模活动。从龙潭湖往南200米的那段城墙开始，东城区房管局申请用城墙砖盖房子，得到批准后便开始拆除。随后，其他区的房管部门未经报批也纷纷效仿，虽然一度被制止，但市政府最终决定由各区政府自行组织拆除工作。 林徽因在1955年去世，无缘见证这场文化浩劫。梁思成则眼睁睁地看着毕生致力保护的古建筑一一倒下。 到了1972年，躺在病榻上的梁思成常常陷入沉思。当年那个规划将北京城墙变成环城公园的美好蓝图，如今只能永远埋藏在他的记忆中。直到生命的最后一刻，他都无法释怀这个心结。 梁思成离世后的几十年里，北京城的面貌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如今的城门仅存＂一对半＂——＂一对＂是正阳门城楼和箭楼，＂半＂是德胜门箭楼；角楼只留下内城东南角的箭楼；而曾经近40公里的城墙，只剩下不足400米的残垣断壁。 1996年，崇文门后的那段被房屋遮掩的断墙重见天日。让人感动的是，许多老居民将家中珍藏的旧城砖捐献出来，用于修缮这最后的城墙遗迹。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