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35年，王家烈被迫交出兵权，心如死灰下提出四处考察，蒋介石还给他3万大洋当做费用，可王家烈前脚刚搭乘飞机离开，他在贵州的老窝就被特务给“端了”！ 1935年初，中国革命形势风云激荡。中央红军在遵义地区取得关键胜利，打得国民党贵州军阀王家烈溃不成军。这个时机，对于国民党内部虎视眈眈的各派系来说，无疑是一个难得的契机。国民党中央军的前敌总指挥薛岳抓住时机，率部直入贵阳，迅速换掉了王家烈的黔军城防部队，牢牢控制了这座西南重镇。王家烈在猝不及防之下，只能狼狈地逃往黔西北的毕节、大方、金沙等偏远地区，一时间风光不再。 更雪上加霜的是，中央红军主力此时突然取道毕节等地西征入云南，正好与退守至此的王家烈部队撞个正着。这场遭遇战让本就元气大伤的王家烈部队损失惨重，更加动摇了他在贵州的统治基础。 要理解王家烈的处境，就必须看清国民党内部错综复杂的派系关系。王家烈能够当上贵州省主席和25军军长，很大程度上得益于何应钦的支持。因此，他一直视何应钦为自己政治上的靠山，并坚定地站在何应钦一派。 另一方面，陈诚作为蒋介石的亲信，一直与何应钦势同水火。这一矛盾可追溯到1927年龙潭之战，当时陈诚因胃痛坐轿子指挥战斗，被时任军长的何应钦当场免职。这一耻辱使陈诚对何应钦怀恨在心，从此两人水火不容，在国民党内部形成了两大对立派系。 陈诚为了扩张自己的影响力，曾多次试图拉拢王家烈，但王家烈始终不为所动，坚定地保持着与何应钦的联盟关系。这种坚持，最终让他成为陈诚眼中必须铲除的对象。 随着贵州局势的恶化，蒋介石不得不亲自出马。1935年3月24日，他带着宋美龄、陈诚等人从重庆飞往贵州，表面上是为了＂督剿＂红军并整顿贵州军政，实则也是为了解决王家烈这个棘手问题。 刚到贵州，陈诚就迫不及待地向蒋介石建议立即处死王家烈。然而，蒋介石并没有轻率行事。他评价道，王家烈为人＂个大心直，本人并不坏，坏在他的左右＂，拒绝了陈诚的极端建议。 蒋介石没有采取激进手段，而是用了更为老练的政治手法。他给王家烈出了一道难题：在省主席和25军军长两个职务中选择一个保留。无论王家烈做出什么选择，都已经走入了蒋介石设下的陷阱，只能等待进一步的宰割。 面对这个两难选择，王家烈陷入了深深的犹豫。他清楚地知道，如果选择省主席，没有军队作为后盾，这个职位也难以长久；如果选择军长，没有军饷来源，同样难以维持。在绝望之中，他请求蒋介石给予几天时间，以便与部下商议后再做决定。 然而，蒋介石并没有给他太多的思考空间。王家烈刚离开，蒋介石就于3月30日下令免去了他的省主席职务。最终，王家烈不得不于4月6日正式辞去省主席一职，成为蒋介石政治博弈的又一个牺牲品。 失去省主席职务后的王家烈，政治前途已经黯淡无光。曾经在贵州呼风唤雨的军阀，如今只剩下摇摇欲坠的军长职位，而这最后的依仗也岌岌可危。他的部下开始明显地离心离德，军队内部出现了分化的迹象。昔日追随他的将领们，纷纷开始寻找新的靠山，为自己谋求出路。 看清形势后的王家烈，深知留在贵州已无出路。为了寻求一条全身而退的道路，他向蒋介石提出了一个看似合理的请求：希望能够离开贵州，前往全国各地进行政治和军事考察，以开阔视野，为国民党事业做更多贡献。 这一请求背后，是王家烈对自身处境的清醒认识。他需要一个体面的理由离开贵州这个已经容不下他的地方，而＂考察＂无疑是一个既能保全面子，又能暂时脱离危险处境的好借口。 出人意料的是，蒋介石对此表现出了罕见的慷慨，不仅同意了王家烈的请求，还给了他3万大洋作为考察费用。 蒋介石暗中开始了分化王家烈军队的行动。他通过各种渠道，向王家烈的重要部下何之重等人传递信息，许以高官厚禄，同时暗示王家烈已经失去了中央的信任，继续追随只会前途暗淡。 这种分化瓦解的手段颇为奏效。何之重等部下开始与王家烈保持距离，甚至有人暗中向蒋介石表达了转投效忠的意愿。王家烈的军权基础已经被蒋介石的手段悄然瓦解。 当王家烈带着3万大洋的＂考察费＂登上离开贵州的飞机时，蒋介石派出的特务部门对王家烈在贵州的住所和亲信进行了彻底的搜查。 据说，在这次搜查中，特务们确实找到了一些王家烈的秘密文件和通信记录。这些材料被立即送往蒋介石手中，成为了进一步打击王家烈的重要依据。 正如预期的那样，王家烈的25军军长职务最终也被蒋介石正式罢免。随着王家烈的彻底倒台，贵州的军政大权重新分配。薛岳成为了最大的赢家，牢牢控制了贵阳，并扩大了在贵州的影响力。陈诚虽然没能如愿除掉王家烈，但也通过这次行动削弱了何应钦在西南地区的势力。 至于王家烈，那3万大洋的＂考察费＂成了他政治生涯的终结符。当他带着这笔钱远走他乡时，他在贵州辛苦经营多年的政治根基已经被连根拔起，彻底成为了国民党内部派系斗争的又一个牺牲品。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