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是1936年＂西安事变＂后，张学良送蒋介石回南京，临行之际他写给部下的手谕。 1936年的中国，内忧外患交织。日本侵略者的铁蹄已经踏破东北，华北危在旦夕，然而国民政府却仍坚持＂攘外必先安内＂的政策，将主要精力用于＂剿共＂而非抗日。这一政策在民族危亡之际，引发了强烈的社会反响和军内不满。 西安事变就是在这样的历史背景下爆发的。12月初，蒋介石亲自来到西安督促张学良和杨虎城率部北上＂剿共＂。对于已经深感＂剿共＂政策错误的张学良和杨虎城来说，这无异于雪上加霜。他们曾多次向蒋介石进言，希望停止内战，一致对外，但都未能改变蒋介石的决心。在苦谏乃至＂哭谏＂均无效后，张学良与杨虎城不得不采取了最后的手段——＂兵谏＂。 12月12日，张学良和杨虎城发动兵谏，扣留了蒋介石。他们的初衷并非要危害蒋介石的人身安全，而是希望通过这种强硬手段，迫使蒋介石改变政策，实现停止内战、联共抗日的目标。他们向全国发表宣言，提出八项主张，其核心就是停止内战、一致抗日。 蒋介石被扣留的消息传出后，全国震动。南京政府内部有人主张武力解救，甚至有人开始调兵遣将，准备对西安用兵。为了解决这一危机，中国共产党迅速派出以周恩来为首的代表团前往西安参与调停。中共的立场很明确：既反对南京政府对西安用兵，也反对杀害蒋介石，主张通过和平方式解决危机，实现国共合作抗日的大目标。 周恩来等人抵达西安后，与张学良、杨虎城进行了多次会谈。在这些会谈中，三方就如何处理蒋介石、如何促成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等问题展开了深入讨论。张学良虽然发动了兵谏，但他并无独立割据之心，始终认为自己是国民革命军的一员，行动的目的是为了唤醒蒋介石。而杨虎城则更为坚定，他主张＂挟天子以令诸侯＂，认为只有在蒋介石真正接受停止内战、联共抗日的条件后，才能释放他。 12月25日下午，西安事变迎来了转机。张学良突然决定释放蒋介石，让他回南京。这一决定来得如此突然，以至于杨虎城在接到张学良的电话后，满怀希望地赶到张公馆，以为张学良改变了主意，准备采取更坚决的行动。然而，当他到达时，看到的却是已经收拾停当、准备上车的蒋介石。 张学良告诉杨虎城，现在就放蒋介石走。面对这一既成事实，杨虎城内心虽有异议，但为了顾全抗日大局，又不愿在蒋介石面前起争执，只好同意陪同张学良送蒋介石去机场。就在这样的情况下，三人一同前往机场，准备送蒋介石离开西安。 1936年12月25日，西安机场气氛凝重。在临登机前，蒋介石向张学良和杨虎城做出了庄严承诺，他表示今后绝不剿共，并强调今天之前发生的内战由张、杨负责，今天之后发生的内战则由他本人负责。蒋介石还重申了他之前同意的六项诺言，包括停止内战、调整国内政策、释放爱国人士、召开救国会议、接纳各党各派爱国人士参政，以及实行抗日政策等。 面对蒋介石的承诺，张学良表明态度，只要蒋介石同意了他们提出的主张，他就送蒋回南京。张学良的这一回应，表明他相信蒋介石会履行诺言，也显示出他对国家前途的关切超过了个人恩怨。 就在蒋介石即将登机的那一刻，张学良做了一个重要决定——他将一纸手令郑重地交给了杨虎城。这份手令的内容简短而意味深长：＂弟离陕之际，万一发生事故，切请诸兄听从虎城、孝侯指挥……以杨虎城代理余之职，即日。＂这份手令，实际上是张学良对未来可能发生情况的一种预判和安排，也是他对杨虎城及西北军将领们的最后嘱托。 历史的发展证明，张学良的担忧并非杞人忧天。蒋介石一离开西安，便立即翻脸，命令陈布雷炮制了一篇《蒋委员长离陕前对张杨的训词》，将自己塑造成教导犯错部下的领袖形象。与此同时，蒋介石也开始布置对张、杨的报复计划。 按照事先约定，张学良陪同蒋介石飞往南京，本想向国民党中央解释西安事变的始末。但飞机一降落，张学良就被软禁起来，开始了长达半个世纪的囚禁生涯。他那份留给杨虎城的手令，也成了他与西北军的最后联系。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