很多人以为，近代湖南崛起始于曾国藩，这是不对的。曾国藩只是其中最大的推手而已。 长沙早在西汉时期，长沙就已是全国十大城市之一。 即便在东汉及三国时期，长沙辖区之广、影响力之大，足以代表整个湖南。 然而，元朝以后，长沙逐渐失去了全国十大城市的地位。 秦始皇时代，灵渠的开凿使得湘江成为一条黄金水道，连通了珠江流域与长江流域。 特别是汉中平原的物资通过湘江流通。 然而，唐朝灭亡以及南宋时期的定都杭州，元朝之后，随着中国行政中心逐渐向东部转移，京广线也随之改道，绕过了湖南。 得湖南的经济逐渐边缘化，而江西则借此机会迎头赶上，尤其是明朝时，江西的富裕程度远超过湖南。 其次，从秦朝开始，湖南一直保持着较高的行政地位，曾在汉朝设立长沙王，在唐朝和宋朝设立湖南观察使。 然而，元朝设立湖广行省后，湖南仅为二级行政区划。 此外，元末明初的动乱几乎摧毁了湖南的土著人口。 随着朱元璋建立明朝，许多原本生活在湖南的本地居民被大肆杀戮，留下来的大多是外来的迁民，尤其是江西人。 今天，许多湖南人实际上是江西的后裔。 在清朝之前，湖南籍的历史人物并不多见。 即便有东汉的发明家蔡伦，唐代的书法家欧阳询、怀素，北宋的理学家周敦颐，明末的思想家王夫之等，仍属凤毛麟角。 根据史籍记载，湖南籍的历史人物仅占到全国一小部分，甚至不足1%。 但是，进入清朝尤其是中晚期后，湖南涌现出了大量的历史人物。 近现代湖南籍的历史人物的影响力超过了12%。这些人物大多集中在1840年后的近150年里，包括曾国藩、左宗棠、胡林翼、毛泽东等。 学者们普遍认为，这种人才的快速崛起，背后有着历史根源。 湖南近现代人才的涌现可以追溯到晚清两江总督陶澍的推动。 陶澍祖上有陶侃这样的名将，但到了陶澍这一代，家境已经显得较为贫寒。 他的父亲陶必铨虽然是一位教学为业的士人，但因家境拮据，无法供陶澍接受正式的学堂教育。 于是，陶澍便在父亲的指导下读书。 曾有一次，他和祖父在除夕之夜互作春联，结果一联成了当地流传的佳作。 乡亲们纷纷称赞他天赋异禀。 十二岁时，他又在家乡的油坊主人的请求下，写下了一副堪称神妙的对联，这副对联迅速成为地方上的名物。 他的早期表现出色，完全不亚于许多当时的士族子弟。 1795年，他在16岁时通过了秀才考试。 五年后，与其父陶必铨一同参加乡试。 尽管陶必铨未能中榜，但年轻的陶澍再度取得了举人的好成绩。 陶澍在1801年首次进京参加会试，虽未中，但他并未因此气馁。 受父亲影响，他决定不返回故乡，而是留在京城，努力备考次年的科举考试。 终于在1802年，陶澍在会试中脱颖而出，成为了第63名的贡士。 经过会试后，陶澍参加了由嘉庆皇帝主持的殿试，并名列二甲第15名，荣膺进士。 之后的“朝考”选拔中，他再次表现出色，成为了翰林院庶吉士。 这一时期，陶澍的名声开始在朝廷内外传播。 然而，在1805年，陶澍的父亲陶必铨去世。 根据清朝的丧制，他必须回到家乡守制三年。 这三年，陶澍除了处理父亲的后事，还在醴陵书院担任山长。 在他看来，湖南缺乏一种能够促进人才集结与思想升华的文化土壤。 1825年他已经是江苏巡抚，他与同乡贺长龄提出地方的崛起离不开一种支撑性的哲学思想，濂溪学派便是江西崛起的文化基石。 陶澍认为，湖南也同样需要一股思想力量来推动其文化的振兴。 陶澍意识到岳麓书院作为学术殿堂所蕴含的潜力。 他原本计划将醴陵书院作为“船山学派”的发源地，但最终决定将目标放在岳麓书院。 在陶澍的构想中，“船山学派”利用“经世致用”思想吸引志同道合之士，培养人才并推荐到官场。 而城南书院则在南宋时期创立，为湖南提供了更多的教育资源。 这一时期，湖南的人才培养逐渐上升，尤其在清朝雍正元年之后，湖南的学术氛围逐步得到改善，举人和进士的数量大幅增加。 进入近代，1936年，粤汉铁路的完工连接了广州与武汉，经过长沙的路线，比起原先的绕道江西的路线。 通过这条铁路，湖南的交通便捷，经济发展也开始复苏。 长沙逐渐恢复了其在全国的重要地位。 参考文献：[1]刘雪莱.加强馆藏建设的有效举措─—湖南名人文库工作初探[J].图书馆,1995(3):23-25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