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48年4月，毛泽东途经雁门关时，停下脚步，指着城门上刻着的两个字对随行人员说道：“整个中国也没有多少人认得这个字。” 当时，毛泽东看到的是两个字，左边是“显”的繁体字“顯”，右边是一个复杂的字，由“艹”“田”“鷄”组成。 这个字并非现代汉字，而是武则天为彰显自己统治地位而创制的“天”字变体。 毛泽东的这番话，表面上是在对一些古老文字的无奈评价，实则反映了他对文化、文字以及社会传播的深刻理解。 这个小小的插曲，揭示了他对历史文化的独到见解，和他对社会进步、革命与文化传承的反思。 毛泽东所看到的这个字，右侧的“鷄”字，正是武则天创制的“则天文字”之一，这种字形复杂且晦涩，经过历史的长河最终被淘汰。 武则天的“则天文字”并不常见于普通百姓生活中，它们仅仅是她个人权威的象征。 无论是在他日常的政治实践中，还是在对古代文化的评判中，毛泽东始终坚持一个原则：文化和文字应该是服务于人民的工具，而不是为了少数人权力和地位的展示工具。 这番话不仅仅是对“则天文字”复杂度的质疑，更是毛泽东思想中关于语言和文字功能的核心体现。 毛泽东一贯主张，文化应该服务于社会的整体进步，服务于广大人民群众，而不是成为少数特权阶层的专利。 他曾多次提到，语言和文字应该通俗易懂，能迅速传递思想，激发民众的行动。 这一观点与他后来提出的“语言要生动鲜明，党的政策要变为群众行动”的宣传思想一脉相承。 武则天为何要创制这种复杂的文字？她的政治意图显而易见。 武则天是中国历史上唯一一位女皇帝，她登基后，始终面临着权力的合法性问题。 为了强化自己在朝廷和百姓心中的统治地位，武则天通过创制“则天文字”来凸显自己的权威，这些字形复杂且晦涩，普通百姓无法理解，也只能成为一种高高在上的象征符号。 特别是在她统治的初期，“则天文字”被广泛使用，体现了她试图通过文字和符号来巩固权力的手段。 比如，“兆”字通过“日月凌空”象征她的权威，而“天”字的拆解形式则暗含“天下为田”“万物归一”的思想，试图为她的统治提供一种文化和思想的正当性。 然而，毛泽东对这些文字的态度却截然不同。 他认为，武则天所创制的这些文字没有生命力，不具备群众传播的功能。 毛泽东在提到这些字时，批评它们是“党八股”的体现，认为它们的复杂性妨碍了思想的传达，而这种复杂性本质上是在通过文字的特殊性来彰显统治阶层的高高在上。 毛泽东强调，文字和语言的作用是服务人民的思想和行动，而非制造距离。 正如他在战时的宣传工作中常常强调，要把党的政策变成群众的行动，传播思想要简洁明了，易于理解。 这不仅仅是对武则天个人权力手段的批评，更是毛泽东对文化传承的一种警示。 在毛泽东看来，文字和语言的复杂化、形式化，最终会成为阻碍社会进步的障碍。 当一个社会的文化和文字脱离群众，脱离了普遍的认知，就可能变成统治阶级压迫和管理的工具。 而这不仅对人民不利，也可能对社会的发展产生极大的负面影响。 在毛泽东的时代，尤其是解放战争的关键时刻，毛泽东非常注重思想的普及和群众的动员。 他深知，如果思想、文化无法普及到最基层，就难以产生广泛的社会效应。 正如他在解放战争时期的宣传策略中所说，要“深入群众”，将党的理论和政策转化为他们的语言和行动。 因此，毛泽东的批评具有深刻的现实意义。 尽管历史上有些文字承载着文化和历史的价值，但这些价值如果无法普及、无法与人民的日常生活结合，就会变得没有实际意义。 毛泽东通过批评武则天的“则天文字”，实际上是在提醒党和人民，文化的力量在于普及，而不是局限于少数人的象征符号。 他提倡的文化政策，强调的是使文化为群众所接受，能够激发群众的力量，推动社会的发展。 在他看来，任何脱离群众的文化，都可能成为束缚社会进步的枷锁。 这一思想并不仅仅停留在对“则天文字”的批评上。 毛泽东还在许多场合强调，文化传承要结合实际，语言和文字要贴近群众的生活。 文化不能仅仅是书斋里的空谈，而是应该深入到社会的每一个角落，成为推动社会改革和进步的重要力量。 他多次提到，文字和语言的复杂性不能成为阻碍社会沟通和行动的障碍，要避免让它们变成政治工具，而应该服务于社会的变革。 在今天看来，毛泽东关于文化和语言的观点仍然具有现实意义。 我们在快速发展的现代社会中，常常看到一些过于学术化、专业化的语言和文化，难以被大众所理解，甚至让许多人产生距离感。 毛泽东的这一思想为我们提供了一个重要的启示：文化应该是服务于社会进步的工具，而不是特权阶层的象征符号。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