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29年，一叛徒来找柯麟看病，柯麟当即认出了叛徒，但他没露声色，不慌不忙地给叛徒看完病，然后以取药为名，暗地里派人通知中央特科。
柯麟在海丰中学受到学长彭湃的影响，其政治觉醒与成长轨迹与中国早期共产主义运动紧密相关。彭湃是他的榜样，更是他政治理念形成的重要推手。柯麟在校期间，接受了新思想的熏陶，参与了追求民主自由的运动，最终决定投身于更广阔的政治舞台。 1921年，中国共产党的成立为柯麟提供了一个新的斗争方向。同年，柯麟以优异的成绩成为广东公立医科学校的公费生之一，这是陈独秀在广东提倡的教育政策的直接成果。 柯麟在广州的学习生活中，学术上有所建树，在政治活动中积极表现。他参与了青年团的活动，并于1924年见证了孙中山提出新三民主义的历史时刻。在彭湃的引导下，他邀请了周恩来到学校进行演讲，进一步坚定了他的共产主义信念。 1926年，柯麟正式加入中国共产党，成为该校第一批党员。1927年，政治局势急转直下，国共合作破裂，上海“四一二”政变和广州“四一五”政变后，柯麟被迫改变原有的工作安排，转而在国民革命军第四军担任医务工作。 广州起义后，柯麟与叶剑英一同逃至香港，隐居一段时间后又赴上海。在中央特科的安排下，他在上海开设了达生医院。医院虽外表普通，但内部设施巧妙，能够应对各种紧急情况，为党的领导人提供安全的避难所。
特科的行动计划在8月28日展开。这天下着细雨，柯麟与其他特科成员早早地在枫林桥附近埋伏，准备在囚车经过时实施营救。他们的计划是精心设计的，涉及多个队伍协作，目的是在押送过程中拦截囚车。 然而，由于多种原因，包括武器故障和不利的天气条件，原定的营救行动未能如期进行。错过了最佳的营救时机，特科成员只得撤退。 1931年，中央特科在得知彭湃、杨殷、邢士贞、颜昌颐四位同志被叛徒白鑫出卖后牺牲的消息。白鑫曾是中共的一员，与许多同志关系良好，包括柯麟。柯麟曾在广州起义中与白鑫共事，两人在上海再次重逢，经常一起讨论各自的处境。白鑫曾向柯麟透露了他对彭湃的强烈不满，这源于彭湃在军纪上对白鑫一位亲戚的严厉处理。这段往事成为了白鑫背叛的一个心理线索。信息的泄露令中央特科愤怒不已，决心追捕至关重要的叛徒白鑫。 白鑫知晓中央特科的能力与决心，因此一直潜藏不出。直至1931年9月初，他因健康问题，不得不冒险出现在上海的“达生医院”寻求治疗。此时，医院中的柯麟医生是中央特科的地下党员，他在发现白鑫的身份后，虽然表面上保持镇定，但心中已迅速计划如何传递这一关键情报。 柯麟以药物暂缺为由，巧妙地离开了白鑫的视线，急忙联系了中央特科的联络员，然而白鑫的警觉性很高，很快感到事态不妥而离开。此时，柯麟已经把白鑫的出现告知了中央特科，由此陈赓等人迅速制定了一系列监视和捕捉的计划。 中央特科安排了紧急监视，包括在白鑫可能再次出现的医院周围设下埋伏。但白鑫在随后的几周内一直未露面，这令中央特科的行动陷入僵局。直到白鑫再次出现，请求柯麟到法租界的白宫饭店提供医疗服务。 柯麟在饭店的会面中，面对白鑫及其保镖的严密监视，依然保持了冷静，与白鑫的对话中，未让白鑫察觉到自己的真实身份。通过这次会面，柯麟巩固了白鑫对他的信任，还获得了关于白鑫活动的重要情报。 归来后，柯麟再次与特科联系，传达了所有获得的信息。这些情报为中央特科提供了追踪和计划进一步行动的关键线索。在接下来的几周里，中央特科通过地下党员的密切监视，最终掌握了白鑫居住的具体位置。 通过周恩来的亲自指导和精心策划，中央特科在白鑫计划离开上海前夕，精确地制定了行动计划。最终，在1931年11月11日，中央特科在和合坊四弄成功伏击了白鑫及其同伙，一举摧毁了这个对革命极为危险的叛徒网络。 为了确保安全，党中央决定撤销“达生医院”，并迅速安排院内所有人员撤离。在柯麟等人撤离仅两三小时后，国民党宪兵警察便蜂拥而至。 在撤销医院后，柯麟的身份亦因此暴露。考虑到其安全，党中央决定将他转移到东北地区，并由当地的党组织重新安排工作。柯麟从上海乘船到大连，再转火车前往沈阳。在沈阳，他与刘少奇会面。由于柯麟不习惯东北寒冷的天气以及身份可能暴露的风险，党中央最终决定将他调往南方的厦门。 同时，柯麟还积极参与支援苏区的活动，与李少石合作，多次秘密运送医药用品至苏区。然而，1934年，当地的联络站被破坏，柯麟的工作受到阻碍。随后，潘汉年建议柯麟全家迁移到澳门，并继续保持与叶挺将军的联系。 在澳门，柯麟工作了17年，为党的地下斗争做出了巨大的贡献。他逐步提升至澳门镜湖医院院长的位置，将其建设成澳门规模最大、设备最先进的医院之一。1951年后，柯麟回到广东中山医学院任院长和党委书记。 1991年9月23日，柯麟在北京逝世，享年91岁。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