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215年签署的《自由大宪章》作为人类宪政史上的里程碑文件，其历史价值远超具体条款本身，而是为英国政治文明注入了独特的宪政基因。 在权力制衡维度，大宪章确立了"王在法下"的根本原则。通过第12条征税需经"全国公意许可"、第39条司法程序保障等条款，首次以成文法形式将君权关进制度的笼子。这种契约精神在都铎王朝时期演变为议会主权的雏形，当斯图亚特王朝试图恢复绝对君主制时，爱德华·柯克法官在1628年《权利请愿书》中重新唤醒大宪章精神，直接推动了1688年光荣革命确立君主立宪制。 法治传统的确立更具革命性意义。大宪章第40条"不得出卖、拒绝或延搁权利与正义"的宣言，催生了英国独特的普通法体系。从14世纪起，普通法院开始援引大宪章条款限制行政特权，逐步形成"法律面前人人平等"的法治传统。这种传统在17世纪科克法官与詹姆斯一世的论战中迸发活力，最终在布莱克斯通的《英国法释义》中升华为系统的宪政理论。 在权力结构层面，大宪章孕育了代议制民主的胚胎。"全国公议"概念经1295年模范议会的实践，逐渐演变为下院代议制。1641年《三年法案》确立议会定期召开原则，正是大宪章第14条召集封臣议事条款的现代化身。这种权力分享机制使英国避免了欧洲大陆的暴力革命，实现政治体制的渐进改良。 这份羊皮纸文献历经800年沧桑，其核心价值在于塑造了英国政治文明的三大基因：契约精神、法治传统和权力制衡。这些基因在历史长河中不断重组进化，使英国成为现代宪政文明的摇篮，其精神遗产至今仍在英美法系国家的司法实践中焕发活力。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