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28年6月4日，时年54岁的张作霖被炸成重伤，回到奉天不久之后便去世了。而在张作霖死后，他的尸体居然被沾了桐油的布匹包裹足足放置了九年，这又是怎么一回事情呢？
1928年6月4日，东北军阀张作霖从北京返回奉天，途中在京奉铁路的皇姑屯遭到了致命的暗杀。 事发时，张作霖乘坐的专列正在通过京奉和南满两铁路交汇处的桥洞。事前，日本关东军已在此处秘密布置了炸弹，目的是消除张作霖这一对其侵略政策阻碍较大的地方势力。当列车驶入预设的爆炸区域时，强大的爆炸力将张作霖的车厢夷为平地，张作霖本人在爆炸中受到了致命伤害。 受伤后的张作霖意识到自己生命垂危，他在生命的最后时刻，向身边的亲信传达了他的遗言，希望他的儿子张学良能迅速回到奉天，接替他的位置，继续领导东北军事与政治事务。尽管医疗团队进行了紧急抢救，但由于伤势过于严重，张作霖终于在当日上午9点30分逝世，时年54岁。 日本关东军拒绝承认涉及此此爆炸案，反而倒打一耙，要求中方参与调查，企图混淆视听。在调查开始的第二天，日方更是提前准备了一份所谓的“调查报告”，试图引导调查结果指向中国南方派系的“便衣队”所为。 中方代表在面对日本的无理要求时，坚决拒绝签署任何确认文件，中国方面的坚定立场表明了对日本诡计的明确识破。随后的调查中，许多疑点逐渐浮出水面，这些疑点均指向了关东军的直接参与。比如爆炸物的类型、爆炸方式、事发地点的选择等，都与关东军的典型作案手法高度吻合。 更为决定性的证据出现在事件二十年后。当时，关东军的高级参谋河本大作大佐作为战犯被捕，他的口供中明确承认了关东军对张作霖爆炸案的策划和实施，这一供述为该事件画上了一个明确的句号，证实了这一刺杀行动确实是日本关东军所为。 帅府立即通知张作霖的儿子张学良和张学铭回奉天主持大局。张学良当时因军事职责而无法立即返回，而在日本留学的张学铭则在接到消息后立刻中断学业，于6月6日返回奉天。 在奉天，张作霖的去世导致政局一时出现领导真空，紧急会议频繁召开以商讨应对措施。在这种情况下，秘书长谈国桓应大帅府高层的要求，根据张作霖生前的意愿，草拟了一份遗嘱。 遗嘱中，张作霖表达了自己虽然死亡，但对国家和民族的忠诚与担忧依然存在。他指示张学良继承奉天的重任，要求其治理好内政，安抚民心，同时促进和平与国家统一。遗嘱强调了和平解决争端，希望通过非战斗方式维护国家的完整和民族的利益。
出于政治和战略的考量，张作霖的去世被帅府严格保密，以此策略来混淆视听，确保张学良有足够的时间来稳固自己的权力，以及制定对抗日本的策略。 为了使这一秘密行动更具有说服力，帅府进行了一系列精心的伪装和欺骗活动。宣布给外界的消息是，张作霖在返回奉天的途中，由于桥梁发生爆炸而受了轻伤，但精神状态良好，一切照常。这一虚假的信息通过奉天省的通电对外公布，以期缓解外界对张作霖健康状况的怀疑。 在帅府内部，为了进一步强化这一假象，帅府采取了更为极端的措施。张作霖的遗体被仔细包扎，只露出眼睛、鼻子和嘴巴，放置在床上，营造出一种他仍然在康复中的假象。此外，厨房每日照常为张作霖准备饭食，医生则定期到访帅府进行所谓的“换药”和“填写医疗记录”，所有这些都是为了在视觉和日常活动上制造一种“一切正常”的假象。 帅府的策略还包括处理好外界的探访和窥探。日本方面对张作霖的健康状况极为关注，其在奉天的总领事馆甚至提出派遣日本医生前往帅府探望。然而，这些要求都被帅府以各种借口婉拒。此外，寿夫人在这段时期扮演了重要角色，她通过化浓妆、以轻松愉快的态度接待来访的日本太太们，进一步坚固了外界对张作霖健康状况的误解。 6月8日，亲日派人物陶尚铭在帅府外闻到烧香的气味，并见到有人穿孝服，这才曝光了张作霖已经去世的事实。 张学良继承领导权后，面对的首要任务之一是为其父张作霖安排合适的安葬之地。为了找到一个地理位置优越的墓地，他派遣了多组人员进行地点勘察，最终选择了抚顺市东60华里的萨尔浒作为墓地。这个地点被浑河环绕，对面是铁臂山，背靠连绵的山峦和苍翠的林木，风水极为优越。 1929年5月，元帅陵园的建设工作正式启动。按照计划，陵园应在两年内完工，以安放张作霖的灵柩。在此期间，张作霖的灵柩暂时安置在帅府花园的东厢房内。然而，陵园尚未完工便迎来了1931年的九一八事变，日本军队的侵入彻底改变了东北的政治局势。 随着日本的占领，张作霖的灵柩不得不被迁移。张作霖的尸体被沾了桐油的布匹包裹以保存。最初，它被转移到沈阳市郊的珠林寺。然而，局势的进一步恶化导致了1937年又一次的迁移。这次，根据伪满洲国总理张景惠的提议，张作霖的遗体最终被迁至辽西锦县东北驿马坊，他的家族坟地，与其原配夫人赵氏合葬。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