上世纪50年代的一天，广州军区副政委刘兴元中将登台发言，台下几个女兵叽叽喳喳聊天。刘副政委停止讲话，看着这些女兵们交头接耳，坐姿也是东倒西歪，问负责同志：“附近有药店吗？给她们买点钙补一补。”
刘兴元将军，原名刘维芳，出生于山东临沂临港经济开发区朱芦镇刘家东山村。他身材魁梧，面貌威严，鼻大嘴阔，配上近视眼镜更显不怒自威，气场强大。部属见之常不辨喜怒，无不退避三舍。刘兴元见多识广，善于辩论，尤其在批评人时言辞犀利、直截了当，常被人称为“刀子嘴”。
刘兴元出身富裕农民家庭，六岁入私塾，十一岁上小学，十七岁前往青岛打工，先后担任纺织厂工人、杂货店学徒。1928年底，他考入冯玉祥部学兵团成为士兵，因通晓文墨，被调至旅部担任文书工作。1931年，刘兴元加入中国共产党，随后被派往宁都起义部队。1938年，他在115师工兵营担任政委，很快因战场上的卓越表现脱颖而出，被提拔为教导5旅政治部主任。
1943年，山东八路军改编，许多高级将领职务被调整，但刘兴元却晋升为滨海军区政治部主任，这让他感到压力颇大。然而，罗荣桓给予了他极大的鼓励，称赞他在教导5旅的出色表现，认为他能够胜任新岗位的工作。抗战胜利后，他随部队奔赴东北，在多场残酷战斗中磨砺成长，逐步奠定了坚实的军事基础。
建国前夕，刘兴元已是42军政委，手握重兵指挥千军万马。他的威严外貌和刻薄直言的性格让他成为一位天生的政工人才。他从抗日战争开始便在林帅手下任职，与林帅和罗荣桓建立了深厚的信任。刘兴元不仅文化素质较高，曾在国民革命军担任文书，还以尊重革命前辈著称，对比他早参加革命的同志，如黄永胜、陶铸、李天佑、韦国清等，始终谦虚敬重。
上世纪五十年代的一个清晨，广州军区通讯总站的会议室里坐满了官兵，他们正在聆听刘兴元副政委的重要讲话。刘副政委身着笔挺的军装，站在讲台上神情严肃地讲述着部队建设的问题。台下官兵们都专注地听着，唯独靠后几排的女兵们显得格外散漫。
她们时而交头接耳，时而掩嘴轻笑，坐姿也是东倒西歪，全然不顾及台上首长正在认真发言。通讯总站的站长坐在前排，察觉到这种情况后，不断地回头使眼色，示意她们保持肃静。然而这些女兵们仿佛没有看到似的，依然我行我素，私语声反而愈发清晰起来。
刘副政委站在台上，将这一切都看在眼里。他突然停止了讲话，会场顿时一片寂静。所有人的目光都集中在他的身上，不知道发生了什么事。只见刘副政委面色平静地转向站长，用一种不紧不慢的语气说道，建议去附近药店买些钙片，给这些坐不直的同志补补。
这句话一出，整个会场的气氛瞬间凝固。那几个原本还在窃窃私语的女兵立刻噤若寒蝉，脸上的笑容僵住了，纷纷低下了头。站长更是坐立不安，连忙起身向首长致歉，表示一定会严格要求部队纪律。
这件事很快在通讯总站传开了。站长后来每每回忆起这段往事，都会感慨万分。他说，那天刘副政委离开会场时连一个眼神都没有给我们，可正是这种不苟言笑的态度，让我们更深刻地意识到问题的严重性。
刘兴元在广州工作期间，以机智幽默的演讲风格广为人知。他的讲话被解放军总政文化部副部长陈亚丁形容为“引人入胜，如听相声”。虽然他没有特殊背景，也不依附于任何派系，但凭借过人的能力和出色的表现，他在红军第四医院担任政治处秘书，仅一年时间便迅速崭露头角。1936年长征结束后，他被任命为红军卫生部总务处处长，显示了上级对他的高度信任。
刘兴元的革命生涯中充满了艰险与坚持。当张国焘试图分裂革命时，他坚定反对，并公开批评其倒行逆施。为此，张国焘一度派人逮捕并威胁要枪毙他，但在朱德和刘伯承的保护下，他才得以幸免于难。红军到达陕北后，他被送往抗大学习，这段经历进一步提升了他的能力，为他日后在战场上的表现奠定了基础。
抗日战争期间，刘兴元担任八路军卫生部政治处主任，但他一直希望能到前线作战。1938年，他如愿被调至工兵营，开始担任政委。从此，他积极参与战斗，1939年在开辟鲁南根据地的战斗中表现出色，多次与新四军合作重创日伪军。他的战功卓著，先后担任滨海军区政治部主任和山东军区第2师政委，并受到罗荣桓的多次表扬。
1945年抗战胜利后，刘兴元随部队进军东北。他和师长罗华生率部进驻黑山、北镇地区，并在1946年6月参与指挥了著名的拉法、新站战斗，彻底歼灭国民党一个团。此役不仅巩固了我军的战略地位，还使得刘兴元的指挥才能得到了进一步的展现。在与美方调查组的交涉中，他以敏锐的判断和严谨的逻辑驳斥了美蒋对我军的指控，同时揭穿了对方获取情报的企图，让敌人无功而返。
日本投降后，刘兴元在东北战场继续表现突出。他与罗华生等人合作，在战役中展现了卓越的军事远见，特别是在收复蛟河以北战略要地的新站和拉法的战斗中，他和梁兴初率领的部队仅用三天时间就全歼敌军，扭转了战局。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