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59年，开国元勋董必武前往上海视察，得知：“原先的警卫员小柳夫妻分隔两地，小柳老婆的上海户口迟迟解决不了。”当即，董老给市秘书长去信，请求帮助小柳解决，还讲：“这不是领导为身边人谋利，更不是走后门。”
董必武出生于1886年3月5日，湖北省黄安县（今红安县）的一个贫寒秀才家庭。家里虽然贫困，但他从小便受到良好的家庭教育。他的父亲是一位贫寒的学者，家中没有太多书籍，他常常到朋友家借书，借期很短，只得连夜看书。董必武与母亲共享一盏油灯，母亲纺纱织布，他则在一旁埋头读书。母亲常用一种便宜的棉花纺织，这种“露水棉花”在市场上比较便宜，但需要更多的时间和精力加工。董必武在这样的生活中学会了节俭与勤奋，深知“一粥一饭，当思来之不易”的道理。
党内长期尊称他为“董老”，这个称号不仅是因为他年纪较大，更因为他在党内的资历深厚。早在清朝光绪年间，董必武便在科举废除前两年考中秀才，成为了当时社会上层的一员。董必武在18岁时便成为了湖北的“人中龙凤”，刚考中秀才不久，他便决定到武昌报考中学堂，试图学习一些新式的知识。
然而，在一次路过府台衙门时，董必武因与卫兵发生冲突被抓住并遭受了一顿体罚。此事令董必武非常愤怒，他在晚年回忆时曾提到，正是从那一刻起，他对官员产生了深深的厌恶。此后，董必武和许多当时的士人一样，专注于读书与教书，过着清贫而平淡的生活。
1911年，辛亥革命爆发，董必武的生活轨迹发生了巨大的变化。那时，他正在黄州教书，距离武昌并不远。当他得知武昌发生了起义，立即放下书本，匆忙赶往武昌，加入了起义的队伍。与此同时，毛泽东也在湖南热血沸腾，加入了这场革命。董必武的革命生涯就此开启，他的名字逐渐被人们熟知。
1959年的上海，正值初夏时节。在市政府办公楼里，一位满头银发的老人正在灯下写信。他就是新中国的开国元勋董必武。此时的董老已经年过古稀，但仍然在为一件看似普通的小事操心：他正在给上海市秘书长写信，请求协助解决一位前警卫员的家庭困难。
这位警卫员名叫柳志清，大家都习惯叫他＂小柳＂。信中，董老详细说明了小柳夫妻两地分居的困境，特别强调这不是领导为身边人谋私利，而是关乎基层干部职工实际问题的解决。这样的话语，充分体现了一位老革命家的公仆情怀。
如果要追溯董必武与小柳的情缘，还得从新中国成立初期说起。当时，为了保障国家领导人的安全，组织上选派了一批年轻的警卫战士。小柳就是其中之一，被安排到董老身边工作。那时的董必武，已经是中央人民政府委员会委员，肩负着繁重的工作任务。
每当工作告一段落，他都会抽时间与警卫员们交谈，不仅关心他们的生活起居，更注重帮助年轻人提高政治觉悟和文化素养。董老经常组织警卫员们一起学习时事政策，解读重要文件，有时还会结合自己多年的革命经验，给大家讲解党的路线方针。
这种学习交流的场景，在董老家中经常可见：几把简朴的木椅围成一圈，董老坐在其中，年轻的警卫员们认真听讲，不时在本子上记上几笔。有时遇到不懂的问题，大家也都能畅所欲言，董老总是耐心解答。正是这样的日常交流，让警卫员们不仅在业务上得到提升，更在思想上受益匪浅。
在武汉、重庆、南京等地，董必武与周恩来同志一同肩负起了统一战线与隐蔽战线的重要工作。他为党内外布下的棋局，成为了许多革命行动中的关键力量。董必武参与策划和经营的行动中，有不少被称为“隐形将军”的人物。例如，韩练成、熊向晖、郭汝瑰和沈安娜等人，都是在董必武的直接或间接影响下，担负起了革命斗争中的关键任务。
这些“冷子”们在危急时刻发挥了极其重要的作用，足以改变整个战局。最为典型的案例便是莱芜战役，解放军仅用三天便消灭了驻守莱芜的五万多国民党军队，并成功俘获第二绥靖区副司令长官李仙洲。这一战役的胜利，背后正是董必武等人的密切策划和精心布控。
1938年，蒋介石在“西安事变”后受到全国压力的影响，设立了国民参政会。在这个会议上，中共选派了七名代表参与，董必武便是其中之一，并常驻重庆。1943年9月，在第三届国民参政会第二次会议上，国民党参谋总长何应钦对中共进行诬蔑，指责中共不遵守军令和政令，并与国民党军队发生摩擦。董必武当即起身，用雄辩的口才和严格的事实逐一反驳，令会场一片寂静，非国民党参政员纷纷点头赞同。
何应钦等人虽然听后面露沮丧，却无法反驳。董必武发言后，国民党方面只得指使其他参政员进行捣乱，但董必武毫不退让，直接向主席团声明退席。这一举动展现了他坚定的立场，也成为了当时的历史佳话。有人为此写诗赞美，称其为“为国谋团结，奔驰大后方，只凭三寸舌，胜过万条枪。”
1957年，董必武专门为施洋写下诗篇，表达了对这位在民国初期反帝反封建斗争中作出突出贡献的律师的敬意。诗中提到“律师应仗人间义，身殉名存烈士俦”，他希望新中国的律师能够秉持正义，不畏权势，真正成为执法者的代表，彰显出法律公正与公平的精神。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