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50年冬，挨了批评的志愿军第38军军长梁兴初准备返回前线，偶遇了1位志司秘书——刘永福。刘秘书请求：“梁军长，我想去前线打仗，你带我去38军吧。”梁军长摇头答：“彭总不点头，我怎么敢？”后来悔之晚矣。
1967年，黄永胜找到梁兴初，告诉他中央已经决定让他担任成都军区司令员，并要求他尽快去北京报到。起初，梁兴初对这个任命有所犹豫，但最终还是决定接受这个任务。抵达北京后，梁兴初见到了周恩来总理和毛泽东主席。周总理向他简要介绍了成都军区的现状，指出那里形势复杂，局势混乱，需要一位有能力的领导者来掌控局面。毛主席则赠送给他一副对联：“能攻心则反侧自消，从古知兵非好战；不审势即宽严皆误，后来治蜀要深思。”
当时，西藏也由成都军区管辖。一次去北京汇报工作时，毛主席问梁兴初是否去过西藏，梁兴初如实回答：“没有，正在准备去。”然而，医生却告知梁兴初，由于高血压和心脏问题，他的身体不适合高原反应，不能去西藏。许多年后，他常对人叹息，表示自己未能完成毛主席的期望，这是他一生中的遗憾之一。
梁兴初，原籍江西吉安，是一位从基层逐渐成长起来的杰出将领。18岁时，他就参加了红军，20多年的战斗生涯使他积累了丰富的战斗经验。从江西到陕北、从山西到山东，再到东北和华南，甚至跨越朝鲜半岛，他经历了无数大小战役，屡次在战场上与死神擦肩而过。梁兴初在红军时期曾9次负伤，也正好9次晋升，每一次都伴随着严酷的生死考验 ，成为了一位名副其实的“九死一生”的英雄。
1950年深冬，朝鲜战场的天气已经开始变得寒冷刺骨。志愿军司令部外的道路上，积雪被来往的军用车辆碾压得结实。第38军军长梁兴初刚刚参加完战后总结会议，正准备返回前线。他的副官已经将车辆停在司令部大门外，引擎轰鸣声在寒风中显得格外清晰。
这时，一个身影快步从司令部大楼里跑出来，冲着梁兴初的座驾喊道：＂请等一下！＂梁兴初认出这是志司的秘书刘永福。在刚才的会议上，这位年轻的秘书给与会者留下了深刻的印象。军长示意司机停车，自己则推开车门走了下来。
刘永福小跑到梁兴初面前，立正敬礼。寒风吹得他的军装猎猎作响，脸上却带着坚定的神情。他开门见山地说出了自己的请求：希望能够调往38军，到最前线去打仗。这个突如其来的请求让梁兴初有些意外。
作为军长，梁兴初深知前线战斗的残酷。但他更清楚，像刘永福这样既通晓军事又精通俄语的人才，在志愿军中并不多见。刘永福的请求表明他不愿意只做一名后方的参谋，而是想要到战场上建功立业。这种请战的精神本应该得到褒奖和支持。
然而，梁兴初却不得不委婉地回绝了。他解释说，这样的人事调动必须要得到彭德怀司令员的同意。虽然话说得很客气，但潜台词很明显：没有彭总的首肯，他不敢擅自做主。听到这个答复，刘永福似乎还想说些什么。但梁兴初已经转身上了车，示意司机开车。透过后视镜，他看到刘永福的身影渐渐消失在纷飞的雪花中。
梁兴初在四野时，以“狠”著称，特别是在辽沈战役中，他指挥了著名的黑山阻击战，为中国革命的胜利作出了重要贡献。后来，在抗美援朝的战场上，他更是凭借勇敢无畏的表现，帮助中国军队树立了“万岁军”的威名。
1935年9月，中央红军在腊子口战役中取得了关键胜利，但由于信息闭塞，红军未能明确下一步的行动方向。在这一时期，梁兴初担任红一军团侦察连连长。左权命令他带队前往哈达铺侦察敌情、筹集粮食和物资。正当梁兴初准备行动时，毛泽东补充说道：“我只补充一点，就这么一点点。你们想法给我搞点精神食粮来！国民党的报纸、杂志，只要是近期的，各种都给搞几份来。”梁兴初立即召集骨干进行讨论，决定伪装成国民党中央军，借此机会执行任务。
敌军驻守的镇口哨兵看到他们身着国民党军装、听着南方口音，便误以为中央军已经到达。梁兴初早已做好了周密的部署：一部分人负责包围镇公所，确保政要人物无法逃脱；另一部分人控制了当地驻军，封锁交通要道；还有一部分人则去邮局搜寻报纸。经过一番精心安排，梁兴初最终掌控了整个镇内的局势。他郑重宣布：“我们是共产党，是工农红军！这里的人谁也不准动！”没有一枪一弹，梁兴初就成功缴获了敌人一个团的武器。
1937年，抗日战争全面爆发后，梁兴初成为八路军杨得志团的一名营长，参加了平型关战役。在激烈的战斗中，团长杨得志下令全体冲锋，梁兴初举起刺刀，带头冲向敌人阵地。战斗异常激烈，直至中午才告一段落。此时，阵地上到处都是日军的尸体。当时的通信员发现梁兴初躺在地上，双眼紧闭、浑身是血，一度以为他已经阵亡，忍不住大哭起来。
然而，梁兴初突然睁开眼睛，猛地坐起身，大声斥责道：“哭什么哭，老子一块皮都没有破！”原来，他只是因为过度疲劳和紧张，才在战斗结束后暂时昏倒，完全没有受伤。看到战友的担忧，梁兴初轻松地笑道：“瞧，我这刺刀还好好的，小鬼子倒是挺经得起捅。”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