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62年，一位专家拿15倍放大镜，检查一幅2米长的无名氏古画，突然，他在画右侧树干上，隐约发现8个特别秀珍的小字！仔细一看后激动大喊：“这幅画的名字，我们叫错了近千年呀！”
中国拥有悠久的文明历史，花鸟画作为其中的一个重要分支，也有着深厚的文化底蕴。最早的中国画并未明确分科，绘画题材的丰富和多样化逐渐促使了绘画分类的出现。早在彩陶时代，花鸟画的雏形便已开始萌芽。西安半坡遗址出土的彩陶器上，便能看到栩栩如生的鱼纹和人面图案，临潼姜塞的彩陶上也有蛙形图案。
尽管这些仅为工艺装饰，但其形象的生动性已可见一斑。在殷墟出土的文物中，还能见到鸟骨头钗等物品的出现，显示了当时社会对自然生物形态的关注。到了战国和先秦时期，青铜器上已经出现了带有狩猎题材的纹样。随着时间推移，汉代的画像砖石进一步展现了花鸟图案，形式更加丰富且细致。
崔白是北宋时期花鸟画的代表人物之一，他的艺术成就对后来的花鸟画发展产生了深远影响。崔白，字子西，来自濠梁（今安徽凤阳），活跃于宋神宗时期。他因参与相国寺的重绘工作而得以进入宋宫廷画院，受到宋神宗的特别青睐。由于崔白性格独特，宋神宗特别下诏，命令任何人不得随意安排崔白作画。崔白的画作数量庞大，《宣和画谱》中记载了他200多幅作品，然而如今留存至今的作品却少之又少。
他的花鸟画被誉为有“变革”之作用，郭若虚称其画作“体制清淡，作用疏通”。他的画作，特别是在描绘麻雀和喜鹊方面，达到了极高的艺术水平，传神且生动，令人叹为观止。苏轼曾在诗中赞道：“人间刀尺不敢裁，丹青赋予濠梁崔”，这一赞誉充分体现了崔白在花鸟画中的重要地位。
1962年的一个普通工作日，中国国家博物馆的文物修复室内一片寂静。一位年迈的文物专家正在对一幅巨幅花鸟画进行例行检查。这幅画作尺寸惊人，长约两米，宽约一米，画面上两只喜鹊栖息在枝头，正俯视着树下的一只野兔，整幅画作笔法精湛，意境深远。
专家手持着15倍放大镜，仔细查看画作的每一个细节。当放大镜移到画作右侧的树干处时，他的动作突然凝固了。在微弱的光线下，借助放大镜的帮助，他发现了几个异常秀丽的小字。这些字迹虽然因年代久远而略显模糊，但仍能依稀辨认。专家的手微微颤抖，他屏住呼吸，一字一字地辨认着：＂嘉祐辛丑年崔白笔＂。
这个发现犹如一块重磅炸弹，在文物界引起了巨大轰动。原来这幅被誉为国宝的《双喜图》，并非出自无名氏之手，而是北宋著名画家崔白的作品。更重要的是，这八个小字不仅确定了画作的作者，还明确了创作年份——北宽嘉祐六年，也就是公元1061年。
消息传出后，博物馆内立即召开了一场专家研讨会。与会专家们围绕着这幅画作展开了热烈讨论。一位擅长宋代书法的专家对署名进行了详细的笔迹分析，认为这些小字的书写特点与崔白的其他存世作品上的签名完全吻合。
另一位研究宋代绘画的学者则指出，画中的构图方式和用笔技法，都与崔白的画风极为相似。这一发现不仅改写了这幅名画的署名历史，更为研究北宋时期的绘画艺术提供了新的素材。
唐代是中国历史上一个国力强盛、文化繁荣的时期，这一时期花鸟画取得了显著的进展，逐渐独立成科，展示了花鸟画在艺术上的独特生命力和审美价值。唐代的花鸟画作品主要集中在工笔画上，画家们注重写生和观察，能够生动地捕捉花鸟瞬间的变化。他们追求“似”与“真”的艺术境界，把“妙得其真”视为画作的最高标准。唐代的画家不仅致力于形象的写实表现，还力求将自然界的细节和生命力融入作品之中，使得花鸟画焕发出独特的艺术魅力。
唐代花鸟画的影响延续到了五代，边鸾是其中一位杰出的花鸟画家，他长于花鸟折枝，成为当时花鸟画技法的代表之一。记载中提到，边鸾“攻丹青，最长于花鸟折枝之妙，古今未有”，这足以看出他在花鸟画上的深厚造诣。唐代的画风对后来的五代及两宋的花鸟画影响深远，花鸟画技法在这一时期得到了广泛的继承和创新。
到了两宋时期，花鸟画的发展迎来了一个空前的高峰。宫廷的趣味、民间的风尚以及文人士大夫阶层的独特艺术理念，都为花鸟画的繁荣提供了强大的动力。北宋初期的“黄氏体制”一度成为皇家画院的标准，用以评判画作的优劣，甚至决定了画家的录用。随着时间的推移，到了南宋，花鸟画迎来了更加蓬勃的发展，画院中的大部分画家都以花鸟为主题，画作的题材和表现手法不断丰富，成为中国花鸟画发展史上的一个重要高峰。
宋代的花鸟画不仅在写生上取得了重要成就，同时也在写意的表现上开创了新的局面。文人画家将梅兰竹菊等花卉赋予了道德品格，称之为“四君子画”，这种画风在宋代逐渐形成，并影响到明清时期，成为传统绘画中的一个独特门类。文人花鸟画的兴起，使得花鸟画不仅仅局限于工笔表现，更加注重表达画家的个性和情感，进而为后来的花鸟画创作提供了新的视角和思路。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