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32年，12岁的段桂秀嫁给21岁的王金长。新婚第3天，王金长去参军，再没回来过，段桂秀拒绝改嫁非要等他。87年后，她在王金长的墓碑前大哭：“金长哥，我等了你整整87年呀……”
1934年7月7日，长征从江西于都出发，成为史上一次意义深远的远征。长征被誉为“当今时代无与伦比的一次史诗般的远征”和“历史上最盛大的武装巡回宣传”。然而，在长征的前几年，1932年，于都县车溪乡的坝脑村发生了一段感人的故事。
那时，段桂秀与王金长有着深厚的感情，他们曾约定：“我至多离开三五年，你一定要等我回来。”王金长告别段桂秀，踏上了反“围剿”的战斗。然而，这个承诺未能兑现，王金长在1934年的第五次反“围剿”战斗中壮烈牺牲。
王金长的牺牲对段桂秀来说，是无法承受的打击，但她坚信着他的诺言：“他说了一定会回来，我要等他回来。”于是，她开始了漫长的守望。1953年，段桂秀收到了王金长的烈士证，虽然证实了他已经牺牲，但她始终不肯接受这个事实，依旧固守着那个承诺，坚决不改嫁。
段桂秀一生守候，忠于那个未完成的诺言。在新时代的背景下，她感到无比欣慰：“守了一辈子，现在有了党和政府的关心和照顾，一个月领到两千多块钱，生活过得很好，全靠党和政府的关心和照顾，才有了今天的幸福生活。”
如今，段桂秀家里四世同堂，在政府的帮助下，她住进了小洋楼，生活充实而美满。她的儿媳告诉记者，段桂秀虽然已经年老，但依然身体健康，每天早晨都会去街上买些自己和家人喜爱的食物，生活充满了活力。
江西于都县烈士陵园里，一位满头银发的老人伏在墓碑前痛哭。她的手抚摸着冰冷的石碑，泪水顺着布满皱纹的脸庞滑落。这位老人就是段桂秀，今年已经99岁。在这个秋日的下午，当工作人员指出王金长的名字时，她终于忍不住泪水决堤：＂金长哥，我等了你整整87年呀……＂
这一声呼唤，将时光拉回到了一个世纪之前的于都县段屋乡。那时的段桂秀还是个襁褓中的婴儿，因为家境贫寒，父母将她送给了邻村的王家。王家有个少年叫王金长，比段桂秀大了整整9岁。在那个物资匮乏的年代，王金长却把所有的疼爱都给了这个小妹妹。
1932年的春天，已经长大成青年的王金长变得更加挺拔。那时的中国正处在风雨飘摇之中，革命的火种在赣南大地上燃烧。村里常有人传递消息，说红军正在解救穷苦百姓。受到这些事迹的鼓舞，王金长也萌生了参军的想法。
家里人得知王金长要去当红军后，虽然极力反对，但最终拗不过他的决心。在乡亲们的劝说下，王家决定先给他们完婚。那年，段桂秀刚满12岁，王金长21岁。在乡亲们的见证下，他们举行了简单的婚礼。按照当地的风俗，新人祭拜了祖先，拜过了堂，一切都显得那么匆忙却又庄重。
婚后的第三天，天还没亮，王金长就收拾好了行装。临行前，他再三叮嘱段桂秀要照顾好自己和家里人。那一刻，没人能想到，这竟是他们的最后一面。王金长转身离去的背影，永远定格在了那个春天的晨曦中。
1934年10月到1936年10月，红军长征的艰苦历程使中国的命运发生了深远变化。面对日军侵略，中国的民族危机不断加剧，而蒋介石依旧提出“攘外必先安内”的政策，将大量兵力用于围剿红军。
长征前夕，中央苏区的许多红军干部及党政领导人的妻子因各种原因不能随军征战，有的因体质原因不能长途跋涉，有的因为怀孕或哺乳需要照顾家庭，也有些是因为与当时的左倾领导者关系不好。她们无奈地与丈夫分离，虽然这些女性为革命作出了巨大的牺牲，但由于环境和时局的变化，她们最终几乎都未能再与丈夫团聚。
其中，范乐春作为中华苏维埃共和国国民经济部部长林伯渠的妻子，在红军长征前十几天，生下了一个男孩。正因为她刚刚坐完月子，身体虚弱，不适合随军征战。面对丈夫的离去，范乐春心情十分沉重，然而林伯渠始终劝慰她：“我们都是党的儿女，革命的利益高于一切。”
范乐春虽然知道分离是无法避免的，但她还是深感痛惜。然而，她始终坚强，心中明白革命道路上总会有需要跨越的困难，她对丈夫说：“你尽管放心，我一定会照顾好自己和孩子。”然而，这一别却成了永别，夫妻二人再也未能团聚。
1935年，红军突围时，范乐春和其他红军成员在一次战斗中听闻陈潭秋牺牲的消息后，立即带领十几人去寻找。他们在山沟中找到昏迷的陈潭秋，并将他带到安全地方，成功救治了他。这一事件显示了范乐春的坚韧与无畏。
而在另外一个与长征相关的故事中，伍若兰与伍道清也经历了极为悲痛的分别。1929年，红四军转战赣南时，伍若兰不幸被敌人俘虏并牺牲，而伍道清则因怀孕被迫留在井冈山，未曾想到这次的分别竟持续了25年。
伍道清最终因与队伍失散被土匪绑架，生下了一个儿子。25年后，她才得知丈夫杨至成依然活着，并且成为了开国上将。经过多年艰辛，伍道清终于找到了杨至成，他们相见时泪流满面，回忆起往日的苦难与牺牲。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