武汉解放时，公安干警在一次查封烟馆时遇到了阻力，烟馆女老板公开宣称，她的烟馆是接管武汉市的解放军第十四兵团副司令员黄永胜开的，许多群众对此感到义愤填膺。
黄永胜是上世纪六七十年代中国人民解放军的总参谋长，这一职位的重要性决定了能够担任者不仅需要卓越的能力，还需具备强大的关系背景。事实上，黄永胜接任总参谋长时连自己都感到意外和压力巨大，他曾坦言怕辜负毛主席和林帅的信任。晚年时，他总结一生，说道：“我最敬重的人，首先是毛主席，其次是林帅。”林帅是黄永胜的老上司，不仅多次提携他，也在后来将他卷入了一场不归路。不过，这些都是后来的事情。
黄永胜作战凶猛，常冲锋在前，加上头脑灵活、思想觉悟高，仅三个月便光荣加入中国共产党。他担任班长时，曾在夜间发现国民党军队意图偷袭红军。他没有立即上报，而是迅速组织班里的士兵反击，将敌军成功击退，确保了红军的安全。
这一战后，毛主席亲自召见了他，询问他的姓名。黄永胜回答道：“黄叙钱。”毛主席听后笑着说道：“革命战士不能与‘钱’扯上关系，要不要改个名字？”黄永胜点头同意。毛主席沉吟片刻，说道：“就叫‘永胜’，希望你在革命道路上能永保胜利。”
从此，“黄叙钱”改名为“黄永胜”，这个名字陪伴了他一生的戎马生涯。1929年，黄永胜升任红军排长、连长，随后一路升至团长。到1932年，他先后担任红军31师和66师的师长，成为革命战争中一员重要的将领。
1949年秋天，武汉刚刚解放不久，百业待兴。这座具有光荣革命传统的大城市，正在经历从旧制度向新社会的转变。然而，在这个特殊的历史时期，一起看似普通的烟馆事件，却考验着新政权的公信力和党的威信。
那是一个阴云密布的下午，时任中南局常委、组织部部长兼中南纪律检查委员会副书记的钱瑛，正在办公室处理文件。她的侄子钱念之匆匆前来，带来了一个令人震惊的消息：在武汉市区的一次禁烟行动中，执法人员遭遇了前所未有的阻力。
事情要从几天前说起。为了整顿社会风气，武汉市公安部门开展了一次大规模的禁烟行动。当执法人员来到位于闹市区的一家烟馆时，烟馆的女老板不但拒不配合，还公开宣称这家烟馆是解放军第十四兵团副司令员黄永胜默许开设的。这一说法很快在当地传开，引起了群众的强烈不满。
这些议论很快在社区里传播开来，严重影响了群众对解放军和新政权的信任。一些刚刚经历政权更迭的市民，开始拿新旧两个政权做比较。有的老百姓甚至说：＂莫非换了天，还是这般光景？＂这种怀疑的声音，对于刚刚建立的新政权来说，无异于一记警钟。
经过中南局组织部的深入调查，事情的真相终于水落石出。原来这家烟馆确实与黄永胜有些牵连，是他老家的一个亲戚擅自借用其名义开设的，黄永胜本人对此事并不知情。这个发现既还了黄永胜一个清白，也揭露了有人妄图利用高级干部名义谋取私利的恶劣行为。
1943年，为了应对国民党军胡宗南部、西北马家军以及阎锡山晋绥军对陕甘宁边区的频繁进攻，中央决定从前线抽调一部分精干力量保卫延安。晋察冀边区派出黄永胜率领六个团组成晋察冀军区机动旅，黄永胜任旅长，邓华任政委，二人再次合作。
到达延安后，黄永胜被任命为教导第二旅旅长，由于当时没有作战任务，他便投入到大生产运动中，还开了一家饭店，取名为“红星酒楼”。有一次，太岳军区司令陈赓到延安学习，黄永胜邀请陈赓到饭店宣传助势，结果因忘记安排免费招待，闹出了一场“结账风波”。得知对方是陈赓后，黄永胜尴尬不已，只得笑称陈赓是老革命，自然理应免费。
1948年辽沈战役打响，黄永胜与梁兴初率军阻击廖耀湘兵团。他们在大虎山、黑山之间修建军事驻地，意图截断廖耀湘兵团的撤退路线。驻地刚建好，黄永胜便接到命令，要求深入大虎山东区向敌人发动进攻。他不敢耽搁，连回电都未来得及，立即带兵赶赴战场。某个凌晨，他在姚家窝棚遭遇敌军，直接抄起冲锋枪发起进攻，迅速剿灭敌人。俘获的敌军参谋透露廖耀湘兵团正谋划撤回沈阳，与林帅的判断一致。
然而，黄永胜担心敌军另有动作，于是临时调整部署，在姜家屯一带“埋伏”廖耀湘。期间，因与上级失联，林帅一度大为光火。殊不知，黄永胜正与敌军展开殊死搏斗。炮火猛烈袭来，黄永胜硬咬牙根，付出巨大代价死守阵地，为大部队围歼敌军争取了宝贵时间。战后得知经过，林帅感慨道：“黄永胜啊，果然从未让我失望！”
上世纪五六十年代，黄永胜位居高位，担任总参谋长。在儿子黄春光的记忆中，父亲以威严著称。小时候，黄春光调皮捣蛋，但只要父亲一个眼神，立刻变得乖巧。他形容父亲如同一位威严的将军，对家中孩子严格管教。
三年困难时期，黄永胜主动缩减口粮至三十斤，自己尚能勉强果腹，但孩子们经常吃不饱。每次父母吃完饭后，孩子们都会跑过去抢父母剩下的菜，甚至舔干净装荤菜的盘子，还制定了轮流舔盘子的“规则”。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