屠呦呦是一个成功的女人，却不是一个好妈妈。 2015年10月5日，北京的一个浴室里，传来了丈夫李廷钊兴奋的喊声：＂你获奖啦！＂正在洗澡的屠呦呦却不以为然——获个奖而已，有什么大惊小怪的。她哪里知道，就在这一刻，她的名字已经响彻全球，作为中国历史上第一位获得诺贝尔科学奖的本土科学家，她的成就被世界所瞩目。 这位85岁的老人，用她近半个世纪的坚守，完成了一项改变世界的研究——青蒿素。当诺贝尔委员会宣布她的获奖消息时，他们这样评价：＂当青蒿素被用于综合疗法时，它能够降低疟疾的总死亡率20%，降低儿童疟疾死亡率30%。仅在非洲，这就意味着每年超过10万人因此得救。＂ 然而，面对这样的荣誉，屠呦呦却显得异常淡然。当她在瑞典获得诺贝尔奖时，记者和领导们都在机场贵宾休息室等待，却没有等到她的身影。原来，她早早办完登机手续，悄悄地从普通通道登机了，只因为她不喜欢太过张扬。 青蒿素的发现之路充满艰辛。上世纪60年代末，疟疾在全球蔓延，死于疟疾的士兵人数是正常战斗减员的5倍。39岁的屠呦呦面对国内落后的研究条件和美国在抗疟研究中的失败，依然坚定地说：＂没有做不到，只有肯不肯坚持做。＂ 她带领团队走遍全国，收集了640余种中草药和治疗疟疾的方剂。通过对200多种草药和380种提取物的筛选，青蒿被确定为有价值的抗疟药物。但传统提取方法使有效成分在高温下被破坏，无法获得理想效果。 一次偶然的机会，屠呦呦从一本古医书《肘后备急方》中受到启发：＂先将青蒿用水泡软，然后用布包起来，挤出汁液。＂这让她意识到青蒿的有效成分可能不耐高温，于是创新性地使用低温乙醚提取法。 实验室里，乙醚刺鼻的气味弥漫。屠呦呦在这种环境下长期工作，头晕、流鼻血、皮肤过敏接踵而至。更可怕的是，她和同事们因吸入过多乙醚而感染了肝炎。即便如此，她仍然坚持工作，甚至亲自第一个服用青蒿素提取物，以验证其安全性。 经过190多次失败，1985年2月，青蒿素终于研发成功！但获得300万美元诺贝尔奖金后，她并没有将其占为己有，而是全部捐给了年轻的科技工作者，继续支持科研事业。 有一次，小女儿李军站在宁波外婆家的小巷口，看到一个女人拎着行李，朝她走来，边走边张开双臂喊着：＂小军，小军......＂面对这突如其来的热情，李军下意识地转身就跑回了家。这个陌生的女人，正是她的母亲屠呦呦。那一刻，屠呦呦心如刀割，女儿已经不认得她了。 屠呦呦从小生长在宁波一个知识分子家庭，父亲屠濂规和母亲姚仲千对这个唯一的女儿疼爱有加。父亲给她取名＂呦呦＂，源自《诗经》中的＂呦呦鹿鸣，食野之蒿＂，希望她像山中小鹿那样活泼可爱，永远幸福。谁能想到，这个名字竟与她后来研究的青蒿结下了不解之缘。 16岁那年，屠呦呦患上了肺结核，不得不休学两年。在父母的精心照料下，她痊愈了。父亲坚信中草药的疗效，常为她熬制中药。这段经历让年轻的屠呦呦开始思考生命的意义，也为她日后走上医学研究之路埋下了种子。 然而，当她成为一名科学家，有了自己的家庭后，曾经被父母细心呵护的女儿，却无法给予自己的孩子同样的关爱。为了投入青蒿素研究，她和丈夫李廷钊忍痛将年幼的女儿送到了宁波父母家中。每隔三四年，她才能去看望女儿一次。 有一次，屠呦呦专程给小女儿买了一双鞋，却因为长时间不见面，连孩子的鞋码都不知道，买成了大一号的。回程的火车上，看到一对母子下车，思念的情绪汹涌而来，她甚至在泰安站不由自主地下了车，直到火车开走才意识到自己的冲动。 在屠呦呦的家中，传统的家庭角色被完全颠倒。她坦言：＂我依然不灵光，成家后，买菜、做饭、买东西之类的事情，基本上都由我家老李做。＂丈夫李廷钊不仅包揽了家务，还主动承担起照顾孩子的责任。 对于国家交付的任务，屠呦呦的态度是：＂只要有任务，孩子一扔，就走了。＂这样的选择，让她在事业上取得了巨大成功，却也在家庭关系上付出了沉重代价。多年后，她带着愧疚说：＂孩子长大后，甚至一度不想回北京和我们一起生活。＂ 屠呦呦的人生是矛盾的。作为一名科学家，她的成就令人敬仰，青蒿素拯救了全球数亿人的生命。但作为一位母亲，她却无法给予孩子足够的陪伴和关爱。这种矛盾，在女儿陌生而苦涩的眼神中，在她内心深处的自责中，清晰地展现出来。 面对国家和家庭的两难选择，屠呦呦选择了前者。她放弃了稳定的生活，牺牲了与家人的相处时光，甚至冒着健康风险，坚持在科研一线。这是一种大爱，却也意味着对小爱的亏欠。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