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91年，河南一名女医生发现血样异常，立即将情况进行上报，可单位却毫无回应。于是，她只好上报至中央卫生部。在她的不懈努力下，几十万人性命得以挽救。然而，她却被开除公职，甚至最后被逼得远走异国他乡。 2001年的首都机场，王淑平轻轻摸了摸胸前挂着的听诊器，这是她准备带往异国他乡的唯一纪念品。回望这片生她养她的土地，她的眼中满是不舍与无奈。谁能想到，就是这样一个普通的女医生，曾经用自己的执着与勇气，挽救了几十万人的生命，而自己却落得家破人亡、远走他乡的结局。 时光倒回1991年，春末夏初的一天，阳光透过周口卫生局办公室的窗户洒进来，王淑平正在忙碌地整理文件。突然，一个奇怪的身影引起了她的注意——一个全身裹得严严实实、戴着口罩的男子走了进来。 ＂我来卖血的，能给多少钱？＂男子的声音低沉而犹豫，目光游移不定。 ＂一次三十块钱。＂王淑平回答道，同时观察着这位不寻常的来访者。当她准备为其抽血时，她卷起了男子的袖子，一幕触目惊心的景象呈现在她眼前——密密麻麻的红点覆盖在他的手臂上。 ＂这是怎么回事？你看过医生吗？＂王淑平警觉地问道。 男子含糊其辞地回答说是＂昨晚睡着凉了＂，但王淑平的专业直觉告诉她，这远比感冒严重得多。她拒绝为其抽血，随后决定对最近收集的400多份血样进行检测。结果令她震惊：约15%的血样呈阳性，这意味着有60多人可能感染了某种严重疾病，而她怀疑这与艾滋病有关。 王淑平立即向单位领导汇报了这一惊人发现，却只换来敷衍的回应。夜深人静时，她独自一人加班研究数据，内心的不安越来越强烈。她决定利用假期时间，亲自走访乡村，调查事情的真相。 穿梭在河南的乡间小路上，她亲眼目睹了那些非法采血点的真实情况：血头们开着改装的三轮车走村串户，针管只是在酒精灯上简单烤一下就重复使用，分离血浆的离心机脏得无法形容。最让她心痛的是，那些贫困的村民们，把卖血当作改变命运的捷径。 ＂老王家的二闺女卖三次血就盖起了砖房！＂这样的传言在乡间流传，吸引着更多的人前去卖血。 1995年春天，当王淑平再次从肝炎病例中发现HIV病毒的踪迹时，她再也坐不住了。她试图向领导汇报，得到的却是一句冷漠的回应：＂你说血站传播艾滋？那咱们先把血站关了，几十万卖血户的饭碗你给？＂ 面对这道无情的壁垒，王淑平做了一个大胆的决定：她将所有检测数据缝进棉袄内衬，独自一人坐上北上的绿皮火车。在北京，她几经周折，终于遇见了流行病学专家曾毅。 在京郊的小旅馆里，她啃着冷馒头，等待着检测结果。当曾毅告诉她，80%的样本都携带病毒时，她既感到震惊，又有一丝希望——终于有人相信她了。在曾毅的帮助下，她的发现被上报给了更高层的部门。她不知道的是，这次北上将彻底改变她的人生轨迹。 1996年初，一份来自卫生部的整改令终于下达到河南，要求封停非法采血点。王淑平心中的大石头总算落了地，但她没想到，真正的噩梦才刚刚开始。 一天夜里，电话铃声突兀地响起，王淑平拿起听筒，听到一个陌生男声冷冷地说：＂王大夫，你儿子在实验小学三年级二班吧？＂电话随即挂断。这简短的一句话，让她彻夜未眠。威胁开始从四面八方涌来，那些因血站关闭而利益受损的人，开始将矛头指向这个＂多管闲事＂的女医生。 面对外界的压力，她本以为至少还有家庭这个避风港，却发现丈夫的态度也变得冷淡。一天晚饭后，丈夫终于说出了压在心里的话：＂你非要当那个戳破皇帝新衣的小孩？这样下去对谁都没好处。＂ 王淑平努力维持的平静生活彻底崩塌了。1996年寒冬，她抱着装满个人物品的纸箱，走出了工作多年的防疫站大门。开除通知上盖着鲜红的公章，围观的同事们眼神复杂。不久后，在法院冰冷的调解室里，曾经志同道合的丈夫红着眼睛说：＂孩子跟我姓，对你对他都好。＂ 失去工作、家庭的王淑平，并没有因此放弃她的使命。她开始了更加隐秘的行动：创建地下感染者档案，精确记录到每个村口；教会文盲农妇用开水煮针筒进行简易消毒；甚至在失业后假装送药下乡，给感染者塞抗病毒药物。 有一次暗访时，她撞见一个血头正在殴打一个拒绝卖血的少年。这个身高不足一米六的女人，竟然抄起路边的扁担冲了上去，高喊着：＂你们这是在杀人！＂那一刻，她单薄的身影在夕阳下拉得很长。 2019年的一个清晨，远在美国盐湖城的某医院监控画面定格在一个画面上：59岁的华裔研究员王淑平突然倒在实验室门口，手中紧握着那个陪伴她多年的银质听诊器。时光倒流回2001年，当王淑平决定离开中国前往美国时，这个听诊器是她唯一带走的纪念品。
